维熙兄：

在北京开政协会期间，一天在王蒙家吃饭，王蒙说起他有一次在什么会上讲话，称你是“大墙文学之父”，有听众又问：那么张贤亮是什么？他说他是这样回答的：张贤亮是“大墙文学之叔”！这当然是他特有的幽默。不过我倒认为，如果可以把描写在严峻的现实之中，在大墙铁窗之内而不丧失积极的本质的、大写的人的作品称为“大墙文学”的话，的确是你的《红玉兰》开了这种题材的先河，所以把我的名字排在你的后面是恰当的。故此，在这里我应该称你为“兄”。

感谢你对《绿化树》的赞赏和所提的中肯的意见，但我对《绿化树》，和你对《雪落黄河静无声》一样，也不准备多谈。“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理解我们作品的，我们引为知己；暂时不理解或对我们作品持否定态度的，我们要以更高的艺术性所表述的思想去争取理解。从大墙里出来的人，早已把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奉为自己重要的生活准则。我们对知遇之情特别感激；我们对不同意见也更为虚心。这里，我只想就你在给我信中提出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谈一点想法。

你说：“我们文学的现状，比起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来步子显得有些扭捏，甚至出现了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何故？……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何以会产生和经济改革的顺差和相悖的反差？”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

维熙兄，我不想探讨造成这种文学现象的非文学原因，我只想说，如果因种种非文学的原因而使文学的步于“扭捏”、“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以及“和经济改革的顺差和相悖的反差”，那就决不仅仅只会妨碍文学的发展。这种现象即刻会反馈到文学以外的领域，对我们的经济与体制改革都非常不利。经济繁荣，文学停滞，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双轨道上进行是不可想象的。最近，我读了一些探讨西方现代社会的理论书籍，又去了一趟北欧，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如果我们不万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大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那就不能充分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我们“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之后而出现的经济繁荣的社会中，也将和西方一样出现种种“社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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