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冬，我祖母冯婉喻收到一封微带酥油气味的信。这个气味在她的生活中已经断了十二年。信封上的字体她是熟识的，似乎没有记忆里的那么狂狷，圆滑了一些。信是七拐八弯才转到她现在的新家地址的。她和丹珏是1971年搬到新家来的。在此之前，上级把丹珏从“五七”干校招回，要她挂帅完成一项重要的研究项目。项目完成后，冯丹珏就成了生物学界的重要研究员，也就是1990年后人们称呼的“大腕”。大学照顾她，分了她一套很小的单元房。她在学校和报上登广告，用了半年时间，把她那一小套和母亲的一小套换到了一起。老小姐总是和姆妈生活在一起的。现在的两间房的老式公寓，就将是婉喻和丹珏母女永久的生活格局。

婉喻在新的里弄里开始的新生活，简直是一次新生。没有人再拿眼角扫她，也没有居委会的传唤。相反，她搬过来的第二个星期，里弄居委会就到家里来探访，送了她一套精装的《毛泽东选集》，告诉她居委会每星期学习两次，读读报纸、文件，学学“毛选”，欢迎婉喻去参加。婉喻参加后就发现这里就是老年女人的俱乐部，除了读报和读“毛选”，大家还讲讲儿媳妇的坏话，又给某个被儿媳妇斗败的老太太出出气，或出出主意。里弄里也有党支部，支部书记是个退休的老女工，旧社会的童工，非常爽快，拉起婉喻的手时，婉喻觉得那是一双男人的手，又大又热乎，手掌粗拉拉的。别人叫她阿敏，婉喻也叫她阿敏。

阿敏带着所有老太太们挨户宣传，让赖在家里不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出不了门；一出门就围攻他（她），告诉他们上海人民不欢迎寄生虫。老太太们的活动很多，每天从早饭后安排到晚饭前：监视某家窗口，观察那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医生是否又在家里给人看病开方子；不定点地站暗哨，因为弄堂里总有不学好的男孩女孩，躲在角落里做丑事。这些青春男女有时会歪歪斜斜地站在弄堂口，对过往的人评头论足，或者乱打招呼：“小妹妹，上次在徐家姆妈家跟人家香面孔的是侬吗？”或者：“阿哥，不认得我了？”被招呼的人表露出错愕，他们就一哄而笑。老太太们戴上红袖标，不时到弄堂口把他们轰开，并且威胁他们：“我认识你爸爸姆妈的；要我去告诉他们吗？”或者：“我可以打电话叫警察来，叫他们来捉小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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