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回上海前夕，我祖母的失忆症已经恶化。一次居委会的阿敏堵住下班的丹珏，向她报告，婉喻又交给她一份入党申请书。她对阿敏羞怯地说，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条件不够，政治上不过硬，现在老伴要回来了，政治上的包袱也就没有了，所以斗胆向组织申请入党。阿敏缩头缩脑地指着楼上冯家的窗口，愁苦地小声笑道：“你看看，她怎么连入党这种天大的事都忘了呢？”

从此后，婉喻再到居委会去，阿敏就把她送回来，要她好好休息。

到了我祖父陆焉识从青海回到上海那天，我祖母连居委会是怎么回事都忘得干干净净。阿敏偶然看见她在阳台上晾晒衣服，便向楼上招手，问她早饭吃了没有，她会客气地回答：“侬好。”婉喻头一次见某个人，就这样跟人家正规地打招呼：“侬好”。所以阿敏以后也不再跟她招手了。

我祖父是1979年冬天回到上海的。他先来了一封电报，报告火车班次。那几天小嬢孃的演讲太忙，实在没时间接站，我父亲只好带着我一道去火车站。故事就从这里把我裹进去的。

因此，接下去出场的这个穿着小喇叭裤、正准备考大学的女孩就是我了。像所有十八岁的女孩一样，她要忙的事情太多，光是秘密恋爱和剪裁缝纫时装就快要累死她了。所以她告诉父亲冯子烨，她要温课，没时间跟他去火车站。父亲一脸凶蛮，说他没跟她商量，去车站是“必须”。

火车是从西安开往上海的，从车上下来的人身上和脚上都有一层黄色尘土。站台空旷了，流放归来的老祖父却迟迟不出现。父亲烦躁地说：“回了他电报，叫他别动，别动，还是乱跑。好了，大家肯定错过了！”父亲不愿承认，他已经不记得老头的模样了。他开始以为老头的大个头会让他一眼认出来。女孩子从来没见过她的祖父，他所有的照片都被她父亲烧掉了。“文革”中父亲从她祖母那里找出所有她祖父的照片，在马桶间里烧了一夜，瓷砖都熏黑了。她和她哥哥从来不清楚祖父犯的什么法，只知道他是个大政治犯，够资格挨枪毙的。后来他们明白想弄清祖父的具体罪状是妄想，那个时期的罪状都比较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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