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于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能以战国终者也。

——王世贞《合刻管子韩非子序》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韩非子·说难》

汉代史学大家班固有言，诸子“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春秋战国，诸子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四处游说，著书立说，以求得统治者的信任，“以其道易天下”。然而在战国晚期却有一位公子饱受造化之苦，虽满腹经纶却天生口吃，无法像别人那样四处游说诸侯。上天总还是眷顾苍生，让他有如椽巨笔，长于著述，终留下《韩非子》。

自不待言，此人即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韩非本是韩国贵族，与后来成为秦国丞相的李斯一起师从于荀子。当时韩国已经是国力衰竭，面临西方的强敌秦国，韩非多次上书韩王，提出富国强兵、修明法制的主张，不被采纳，退而著书10万余言。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他的《五蠹》、《孤愤》等篇后十分钦佩，立即发兵攻打韩国，逼韩王以使节的名义将韩非派往秦国。他的同学李斯因为嫉妒他的才学，怕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所以同姚贾一起向秦王嬴政进谗言，将韩非打入囚中，又派人送毒酒给他，逼其在狱中饮鸩自尽。

韩非首先继承了其师荀子的“性恶论”思想。韩非身为韩国贵族，处于权力斗争的中心，对官场特别是宫廷的丑恶看得入木三分，所见所闻尽是些邀功取宠、弑君篡位之举，尤其是在社会极为动荡的情况下，人性中负面的因素极度膨胀，这是他极力主张人性恶的重要经验因素。既然人和人类在本性上是恶的，那么所谓道德、伦理、信用、亲情、个人尊严、社会公正等等美好的内容自然都是不成立的，在韩非笔下都成为笔伐的对象。被儒家顶礼膜拜的尧舜等先贤在他看来都是自私自利的，“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只是贪图享乐而已；妻子和儿女把“同床”和“在旁”的“父兄”都视为“奸”；《制分》篇中说：“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只懂得趋利避害；《内储说上七术》中说：臣下“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而对于这等只知趋利避害的动物，韩非认为只有一个办法控制，那就是赏罚，他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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