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杨德昌带着几个伙伴来香港参加荣念曾策划的剧场演出，我看见其中一个很清瘦的男子，总是一副甚么都无所谓的样子，很闲逸地晃来晃去。但是只要他一开口，大家就会聚拢过去，因为他说的话实在太有意思了。例如香港人为什么长寿，他的解释是家里空间太小，连老人都要天天往外跑，活动得多，身体自然好。有时他又会提到大陆某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村落，那里有一座塔，也许是苏轼去过的，于是他和朋友便在塔下过夜赋诗。每一次大家都会说： “舒哥，你把它写出来吧 ”，每一次他都笑着回答： “好的，好的 ”。

舒国治，被台湾文坛公认为最会过日子的奇人 (以及穷人)，本来就是一个备受期望的作家。七十年代一篇《村人遇难记》让许多前辈击节赞赏，他们劝他应该好好地写二三十篇，结集成两三本书，变成一个小说大家。可是他跑去当兵，当兵回来，接着写了本《读金庸偶得》，又有人觉得他原来是个评论家。然而，那是台湾新电影曙光初现的年头，他不只老和那群人混，还写了不错的剧本，于是杨德昌他们以为他其实会是一位导演。结果他去了美国流浪，七年之间，车子开到那里，工就打到那里。

我认识舒哥的时候，正是大家都觉得他一定会写点东西出来，但东西始终还没出来的时候。接下来的十年，他出版了《流浪集》、《台湾重游》、《理想的下午》、《门外汉的京都》、《台北小吃札记》和《穷中谈吃》，成为台湾第一散文高手，甚至还是许多年轻人心目中的生活导师。认识他的人都不会感到奇怪，他的文笔本就清简利落，有古人风，但又别具一种可称之为「舒腔」的节奏和韵律。更何况他的观点总是古老得来却又超前于时代，在别人还没把极简当时髦的时候，他家已经简约到没有电视没有冷气了；在别人还不晓得甚么叫做慢食的时候，他就坚持不吃空运进口的超甜葡萄了，因为它们欠缺葡萄该有的微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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