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姓湖顾名思义，至少可以有两个意思：一、这儿姓伍的人家特别多；二、旁边应还有一片不小的水泊。第一个含义很快得到了验证，因为我们的卡车经过的一个村子，村名就叫伍姓村——至于那片应该有的水，我们却没看见。拉我们的卡车，一路向北，直到快出了农场的边缘，我们的卡车才停在一处只有几排房子的空场。过了很久很久，我们熟悉了那块土地的土性之后，才知道从我们的监舍向北走，原是一片芦草茂密的水泊的，那儿曾栖息着大雁和许多候乌。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大寨不知什么人来这儿看了一回，那块原属于自然的浅浅水泊，便在年把的时间内变成了旱田。候鸟不见了，大雁飞走了——我们到此地不久，还吃过一回雁肉。一只重20斤的死雁，只卖两块钱，那是来寻觅旧巢的孤雁，被农民捕获后卖给我们这些“二劳改”的。这个劳改中队，有百十口人，大多数来自北京。原本是个男儿国，加上我们这些双料货，就成了一个“鸡叫狗吠娃儿哭”的世界。

劳改队的陈大琪指导员和袁中队长，大概是出于人道主义，很体谅我们这些拉家带口的新户，让我们搬进新窑洞去住（这儿的窑洞也和曲沃一样，外表看上去是平房，进门才知道是拱形的窑洞）；而那些男号——包括正牌的工人和拖拉机手，都住在破旧的窑洞和平房里，这使刚刚到了新址的我们，感到“人挪窝活”的愉悦。

这儿被称为劳改三中队。进窑不久，就认知了一个定律：凡是有劳改人员的地方，都有右派。我能记下来名字的有：来自公安系统的周月明；在某大学教《西洋史》的吴士俄；地质部的老右魏石山（只记住了其号为石山，因为他善于画猫，印章上刻有石山二字）；还有昔日在铁路系统的劳模李绵章；曾在京剧名伶尚小云剧团反串青衣的演员朱效梅；剩下的一个，则是在五七年反右刚刚开始时，右派大名就上了《人民日报）的王臻——他原是民政部的干部，大鸣大放期间下放在四川考察民政，出于帮助党整风之心，匆匆从四川回到北京。他刚刚坦诚地向党提出整改意见，几天之后就成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在劳改队中，尽管五毒俱全，又在一起生活劳动；但是知识分子与其他“四毒”，仍然若同泾水渭水，色泽完全不同——所以很快，我和张沪就与“同类”中的几个，熟悉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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