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姓湖顾名思义,至少可以有两个意思:一、这儿姓伍的人家特别多;二、旁边应还有一片不小的水泊。第一个含义很快得到了验证,因为我们的卡车经过的一个村子,村名就叫伍姓村——至于那片应该有的水,我们却没看见。拉我们的卡车,一路向北,直到快出了农场的边缘,我们的卡车才停在一处只有几排房子的空场。过了很久很久,我们熟悉了那块土地的土性之后,才知道从我们的监舍向北走,原是一片芦草茂密的水泊的,那儿曾栖息着大雁和许多候乌。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大寨不知什么人来这儿看了一回,那块原属于自然的浅浅水泊,便在年把的时间内变成了旱田。候鸟不见了,大雁飞走了——我们到此地不久,还吃过一回雁肉。一只重20斤的死雁,只卖两块钱,那是来寻觅旧巢的孤雁,被农民捕获后卖给我们这些“二劳改”的。这个劳改中队,有百十口人,大多数来自北京。原本是个男儿国,加上我们这些双料货,就成了一个“鸡叫狗吠娃儿哭”的世界。
劳改队的陈大琪指导员和袁中队长,大概是出于人道主义,很体谅我们这些拉家带口的新户,让我们搬进新窑洞去住(这儿的窑洞也和曲沃一样,外表看上去是平房,进门才知道是拱形的窑洞);而那些男号——包括正牌的工人和拖拉机手,都住在破旧的窑洞和平房里,这使刚刚到了新址的我们,感到“人挪窝活”的愉悦。
这儿被称为劳改三中队。进窑不久,就认知了一个定律:凡是有劳改人员的地方,都有右派。我能记下来名字的有:来自公安系统的周月明;在某大学教《西洋史》的吴士俄;地质部的老右魏石山(只记住了其号为石山,因为他善于画猫,印章上刻有石山二字);还有昔日在铁路系统的劳模李绵章;曾在京剧名伶尚小云剧团反串青衣的演员朱效梅;剩下的一个,则是在五七年反右刚刚开始时,右派大名就上了《人民日报)的王臻——他原是民政部的干部,大鸣大放期间下放在四川考察民政,出于帮助党整风之心,匆匆从四川回到北京。他刚刚坦诚地向党提出整改意见,几天之后就成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在劳改队中,尽管五毒俱全,又在一起生活劳动;但是知识分子与其他“四毒”,仍然若同泾水渭水,色泽完全不同——所以很快,我和张沪就与“同类”中的几个,熟悉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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