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初，作为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异常尖锐，出现了“新潮社”与“国故社”的对立。一方响应《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一方则反对《新青年》，维护旧文化、旧思想，壁垒分明，两相对峙。国故社出版的《国故》月刊，第1期就亮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旗子，以“保存国粹”为宗旨，向新文化运动挑战。

那么，新文化要不要“国故”，怎样对待“国故”呢?这是新文化倡导者们当日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是新潮社的毛子水和傅斯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新潮》第1卷5号上，发表了毛子水写的《国故和科学精神》一文。作者指出，近来守旧派研究国故，“既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只是“抱残守缺”而已；他认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将国故加以“整理”。傅斯年在这篇文章末尾写了“附识”，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研究国故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整理国故”，一是“追摹国故”；正确的态度是“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理国故。于是，《新潮》与《国故》之间，展开了关于“整理国故”的一次小小的论争。①

新潮社最早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在很不圆满；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显然还缺乏认识，以为整理国故“没有多大的益处”。真正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和必要性，并把“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的，是他们的老师和顾问胡适。

这年8月，胡适写了关于整理国故答毛子水的一封信。②他一方面赞成并支持毛子水提出的用科学精神来整理国故的主张；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他们从“有用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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