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学不久,世英的床铺上放着一本《牛虻》,我拣来翻看,立刻被吸引住了,半天就读完了它。
“半天就读完了?”他赞赏地说,“嘿,像你这种年纪,拿起一本书,就会忘掉一切!”
我告诉他,这并非事实,我看书时常常会走神,他摇头表示不信。这是我们交往的开始。从此以后,他从家里带来一批又一批书,堆在床头的桌子上,他看,我也看。
新生入学要进行体格检查,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校医院的院长,一个戴眼镜的瘦老头,在我的腹部按摸了一阵以后,在体检表上写下“肝脾各大一指”的诊断。他拉来两个女医生,让她们也摸,她们表示摸不出来。瘦老头坚持己见,向我宣布:肝脾都大,不是有血吸虫病,就是有肝炎,而排除不了这两种病就得休学。他把我转到北医三院复查,那里没查出什么名堂,他又把我转到人民医院,仿佛不查出两种病中的一种就决不罢休。人民医院在阜城门内,检查程序又相当繁复,我便一次次步行在海淀与阜城门之间十公里左右的路途上。每次从医院出来,我都去阜内的一家旧书店,把步行省下的钱换成书,作为对自己的犒赏。世英向我建议,真休学也不错,在北京住下自学,他向我提供书籍。最后,人民医院没有查出两种病中的任何一种,瘦老头勉强在我的体检表上签署了同意入学的意见。于是,在开学半个学期后,我领到了学生证,取得了正式入学的资格。
那半个学期的折腾对于我完全不是坏事,由于没有正式入学的资格,我便有了合法不上课的权利,因而能够把大量时间用于阅读课外书。这个势头一经形成,就仿佛有了惯性,在取得入学资格之后也延续下去了。事实上,在大学第一学年,我的主要精力都用来读小说了。我从未这样痴迷地沉浸在小说中,而且恰恰是过去觉得读不懂而不去碰的外国小说。也许智性的成熟也有其季节,读《牛虻》的快乐是一个信号,表明时候到了。世英见我喜欢读书,便给我拿来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我猜这也许是他特意安排的,他少年时迷恋俄罗斯文学,考虑到我的程度,就让我由此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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