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系六二级有两个班,共五十名学生。其中,有四个学生是基本不听课的,即一班的曹秋池和方小早,二班的郭世英和我。我们经常逃课,一般是那种和别的系合上的公共课,逃了不易被发现。学校有规定,旷课多少节就要开除,所以最好不被发现。小课逃不了,我们便不约而同地找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在课上看自己的书。世英喜欢在上课时写东西,有时是诗和随感,有时是对课堂情形的冷眼旁观式的描写。我们总是选择邻近的座位,他写了常递给我看,有时我也回应他,互相用纸片交谈。
在一节辩证唯物主义课上,我正埋头看书,突然听见老师喊我的名字。我条件反射地站起来,脱口问道:“干什么?”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则气得半天说不出话。他终于压住怒火,命我坐下,又喊起另一个同学,让那个同学回答他刚才提的问题。原来是课堂提问,但我完全没有听见。
一定是有人告状,系里出面干涉了。有一天,担任年级主任的陈志尚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给我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年级学生周国平上课从不听讲,屡教不改,希望加强教育。”署名是“系总支办公室”。陈也是上海人,对我一直颇为友好,这时也有些生气了,责备道:“你看看,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总不听,现在叫我怎么办?”接着好言劝告:“同学们对你们四个人意见很大,说你们成了特殊人物。当然,你们接受能力强,可以比别人多学一点。问题是要有个轻重缓急,重点要学好马列主义。”
其实问题不在于所学的是马列主义还是非马列主义,而在于从教学内容、方法到整个教育体制的僵化。大学教育的主旨本应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而在我们的课堂上只是灌输,所灌输的还未必是知识,至少知识含量甚低,多半是教条和废话。我相信,任何一个智力活泼的学生,即使他强迫自己,也无法做到认真对待那些内容贫乏的课程。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凡是有一点儿天赋的学生,最好的办法是以尽量少的精力对付课程,给自己留出尽量多的自学时间。现在我鼓励在校的学生向教育争自由,其实是有自己往日的经验为根据的。
Loading...
未加载完,尝试【刷新】or【退出阅读模式】or【关闭广告屏蔽】。
尝试更换【Firefox浏览器】or【Chrome谷歌浏览器】打开多多收藏!
移动流量偶尔打不开,可以切换电信、联通、Wifi。
收藏网址:www.dd123.cc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