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的《克林威尔》（Cromwell）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部杰作，然而雨果的《克林威尔》的序言却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文字；雨果是作家而同时又是理论家的。

写了《浮士德》的歌德是作家，但写了“PropylaenA”杂志的“导言”的歌德却是文艺理论家；歌德也是作家而同时又是理论家的。

左拉是《罗贡。马惹》的作者，然而同时又是《实验小说》这理论文字的作者；他也是作家而又同时是理论家的。

绥拉菲摩维支写了《铁流》，却也写了《我怎么写铁流》；革拉特珂夫写了《士敏土》，却也写了《我怎么写士敏土》。这两位又是作家而同时是理论家的。

文艺理论家和创作家可以是一个人，亦可以是两个人，有不写创作的理论家，亦有不读文艺理论的创作家；有以自己的理论去反对别的理论家的理论的作家，然而很少见自己并没有什么一定理论的作家仅仅以“创作的自由”一语去反对理论家的理论的。

近年来，我们常听得有人说：“在西方，一种文艺理论之成立，必先有包孕此理论之作品；所以是从作品产生理论，而不是由理论烘逼出作品来。”持此说者，倘使是作家，那就是不愿人家出题目给他的作家；倘使不是创作家，那么，因为他自己并没提出“理论”，所以大概只能称之为理论以外的理论家。他们是不喜欢有不作而理论的家们唠叨多嘴的；他们的“作品产生理论”的明证就是我们上举的雨果、左拉诸位先生。

不错，从西方文艺发展的史迹看来，到欧洲大战以前为止，大概可说是先有作品后有理论的；第一部文艺理论书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是如此，本文上举的雨果以至左拉的理论亦复如此；但是这只是大战以前为然。现在是文艺理论成为文艺领域中一个专门独立的部门了，以辩证的唯物论为武起的文艺理论家本质上是和雨果他们不相同的，雨果他们是自出题目自做，而现代的文艺理论家自己不做而单出题目，未必就是不该；问题不在他有没有出题目之权而在他的题目出的对不对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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