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二年来，中国的新诗有一个新的倾向：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二三十行以至百行的诗篇，现在已经算是短的，一千行以上的长诗，已经出版了好几部了。

这在一方面说来，当然是可喜的现象。尽管有些看不起新诗的人们以为这是新诗人们的“好大喜功”，然而我们很明白，这是新诗人们和现实密切拥抱之必然的结果；主观的生活的体验和客观的社会的要求，都迫使新诗人们觉得抒情的短章不够适应时代的节奏，不能把新诗从“书房”和“客厅”扩展到十字街头和田野了。而同时，近年来新诗本身之病态，——一部分诗人因求形式之完美而竞尚雕琢，复以形式至上主义来掩饰内容的空虚纤弱，乃至有所谓以人家看不懂为妙的象征派，——也是使得几乎钻进牛角尖去的新诗不能不生反动的。

因此，我觉得“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虽然表面上好象只是新诗的领域的开拓，可是在底层的新的文化运动的意义上，这简直可说是新诗的再解放和再革命。

就我所知，过去的一年半，长篇叙事诗出版者，已有四五部。我大略都读过。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我觉得需要我们的新诗人苦心研究的，还很多，但我读的时候很兴奋，读罢以后希望也很大。

我以为最可注意的，是田间的《中国。农村底故事》，臧克家的《自己的写照》，和蒲风的《六月流火》。这三位诗人的三部长篇叙事诗，各有各的作风。我的第一个印象如此：田间——起风——臧克家。我觉得田间和臧克家的作风最不相同，可以表示现有的长篇叙事诗的两极，而蒲风则是两极以外的又一作风的代表。我并没有就此三者来评判它们的高低的意思，但是田间和臧克家这两极却久萦于我的脑膜，我想要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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