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唐·吉诃德》的时候，塞万提斯一路没有束缚自己，去使自己主人公的性格产生改变。拉伯雷、塞万提斯、狄德罗、斯特恩的自由使我们如醉如痴，这个自由与即兴联在一起。复杂而严谨的结构艺术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才成为强令性的必要。当时诞生的小说的艺术，由于其情节集中在有限时空内，发生在诸多人物历史的交错处，因而要求情节与场面被精密地计算构成：在开始写作之前，小说家即划出了小说的构图，一而再，再而三地计算，一而再，再而三地描绘，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只需翻看一下陀斯妥耶夫斯基为《恶魔》作的笔记：七个笔记本，在七星出版社版（EDITIONSPLEADE）中占据400页（而全部小说占750页），动机寻找人物，人物寻找动机，众人物长时间争夺主角的位置；斯达伏洛金（STAVROGUINE）应当结婚，但是“和谁”？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想，他先后试着让他和三个女人结婚；等等。（悖论只是表面的：这个建筑机器愈经计算，人物愈真实自然。反对结构的偏见将其视为阉割人物“活生生”性格的“非艺术”因素只不过是那些对艺术毫无悟性的人的天真情感。）我们世纪的小说家，对小说艺术的先师们满怀乡愁，却不能在历史之线断裂之处将其重新接合；他不能跨越十九世纪的浩瀚经验；如果他想与拉伯雷或斯特恩的放佻的自由重新汇合，他就应当把这一自由与结构的要求重新结合起来。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宿命论者雅克》（JACQUELEFATALISTE），为它勇敢的怪诞所造成的丰富性而欣喜若狂。小说中思索与趣事并存，一个故事套着另一个故事，它的结构的自由嘲笑了情节同一律，使我喜出望外。我问自己：这个绝妙的混乱是来自于一个了不起的精心计算的结构，还是来自于一个纯粹即兴的得意之作？毫无疑问，其中占主导的是即兴；但是我自发地想到的问题使我明白：也许有一个神奇微妙的建筑被包含在这个如醉如痴的即兴之中，即一个复杂丰富的构造之可能性，它同时经过周到的计算、衡量和预想，就像一座大教堂，即使它的最丰富的建筑狂想也须经过预先的思考。这种建筑式的意图是否会使小说失去其自由的魅力？它的游戏性？然而游戏到底是什么？任何游戏都建立在规则之上，规则愈是严格，游戏愈成之为游戏。与象棋手相反，艺术家自己为自己发明规则；无规则地即兴并不比为自己发明自己的规则体系而减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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