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讨论，使我们进入了"移情"问题。儿童与父母的同化，实际上只是移情的一种特殊情形。用关于移情的眼光审视卡夫卡的童年，我们会对他的命运获得一种更为深刻和细致的理解。

其实，在那封具有"反判决"性质的《致父亲的信》中，关于那位"暴君般的父亲"，卡夫卡还告诉了我们另一些事情。例如，尽管语气有些暧昧和含糊，他还是提到了父亲脸上一种美好的笑容，虽然极难见到，但特别美，包含着恬静、满意和嘉许："谁受您这一笑，都会陶醉的。我回忆不起来，我在童年是否很明显受到过这种微笑的眷顾，不过我想多半是有的，因为当时我在您心目中还是无罪的，是您巨大的希望，您又有什么理由拒不向我露出笑容来呢。"他还回忆了另一些更说明问题的例外：大多数例外是在您默默忍受痛苦、爱和善的力量压倒并直接攫住了一切与之对立的东西的时候。这当然很罕见，可是却令人神往。譬如，当我在炎热的夏天午间吃罢午饭，在商号看见您十分疲惫地伏案打盹的时候，或者星期天当您筋疲力尽跑到乡下的避暑山庄来与我们相聚的时候；或者当母亲身患重病，您双手紧紧抓住书柜，浑身哆嗦、暗自啜泣的时候；或者当我最近一次罹病，您蹑手蹑脚到奥特拉房里来看我的时候，您在房门口站住，伸长着脖子看我安卧在床上，您出于关心我，只向我招了招手。每当这种时候我便扑在床上，止不住幸福地哭了起来，而现在写到这里，我不禁又潸然泪下。《卡夫卡小说选》，第523页。

在人之常情看来，我们遇到"剪不断，理还乱"的父子之情，而在生存论心理学看来，我们涉及到了移情问题。人类思想史上，克尔恺郭尔率先明确指出了作为心理学和宗教起点的生存悖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死亡恐惧：如果人纯然是天使，那么他不会畏惧死亡；如果人纯然是动物，那么他也就不懂得畏惧死亡。然而，人既非天使又非动物，而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动物，也就是说，人同时具备着生理性的肉体和符号性的自我。符号性的自我使人意识到自己生理性肉体的生与死，使人产生死亡恐惧。在《反抗死亡》这本重要著作中，贝克尔继承克尔恺郭尔的思路，对移情问题作了杰出的表述。参见贝克尔：《反抗死亡》，第五、七章。一方面，人是自然界中小小的神祗，另一方面，人又带着与生俱来的被造性和必死性。人的心智显然无法承受如此彻底的分裂和悖论。人只能竭力营造某种"生死攸关的谎言"，以便维持一种可能的生存。这"生死攸关的谎言"就是通常所谓的人格系统。人不是一个单独的概念。人是"伦理的动物"，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人格系统也是如此，只能在人际关系的前提下和背景上才有可能逐步形成、产生和发展，这一过程就是移情。作为移情前提和背景的人际关系，包括狭义的家庭伦理－人际关系和广义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而移情的对象，则是生活中那些最高大、最伟岸的人事：父母、老师、伟人、运动、偶像，等等。用上一节的话说，移情对象是个体"神化工程"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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