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期的宗教氛围与移情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上帝之爱与移情之神爱动机的满足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也许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两者的关系可能是一种相互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多半能够说，移情（尤其是移情中的神爱动机）是否正常实现，对于在儿童期和成年后接受上帝之爱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我们也许能够说，无论正常的父母之爱是否缺席，无论移情是否正常实现，宗教薰陶或上帝之爱能够提供神爱动机的某种满足，从而使移情能够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得到补偿性的部分实现，并对当事人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使他容易走向具有明确形式的宗教关怀和上帝之爱，至少使他不至于像卡夫卡的情况那么不幸。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克尔恺郭尔或许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在卡夫卡与克尔恺郭尔有着诸多共同点的背景上，这一差异显得格外地鲜明。

众所周知，克尔恺郭尔也有一个不幸的童年。跟卡夫卡一样，他也未能在儿童期实现与父母的正常同化。比卡夫卡的情况远为严重的是，他几乎没有母爱——母亲在他生命中（至少在他卷帙浩繁的文字中）几乎没留下任何可以察觉的痕迹。至于父亲，这两个人的父亲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两位父亲自己都"没有童年"，出生在贫穷的乡村人家，从小饱经忧患，备尝艰辛，自强不息，发奋经商，抓住机遇，最终奋斗成功。

如果说卡夫卡是父亲专制、粗暴和野蛮的受害者，那么，克尔恺郭尔则是父亲忧郁症的受害者。两位父亲都以不同的方式损害了儿子的童年。然而，在两位父亲之间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一位身心强悍、性格外向；另一位却常常愁闷而刻板、冷漠而阴郁。事实是，克尔恺郭尔的父亲患有相当严重的忧郁症，这忧郁症造成阴郁、愁闷、刻板、内向以及情绪的大幅度起落，在母爱的缺席之外，给克尔恺郭尔的童年投下沉重的阴影。然而，也正是这忧郁症使得老克尔恺郭尔对宗教和哲学沉思产生了独特的热情，以至，早在最小的儿子克尔恺郭尔出生前16年，他就以四十不惑之身退出商业竞争，并用三十年如一日所积聚的财富去换取闲暇，思考、体验人生的神秘，怀着对上帝阴郁不安的敬畏和虔诚，在宗教的彼岸世界寻找寄托和皈依。无疑，在被这样一位父亲所笼罩的家庭氛围中，克尔恺郭尔虽然感到严重的阴郁和不安，但必然也深深薰染了宗教精神和上帝之爱。的确，父亲内心深处的阴郁和不安传染了他，使他不敢相信这上帝之爱的无限性，然而，也许唯其如此，后来他才比常人更深切地认识到向上帝和宗教献身的必要，并在实际上走向了极端的宗教关怀和上帝之爱。可参见林和生：《孤独人格》。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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