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之间的比较，并非我们想在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过，谈到这两个人的异同，却把我们的讨论引向关于罪感的问题。众所周知，在严重的不安和恐惧之外，深深的罪感也始终折磨着这两个人的一生。

仔细研究《致父亲的信》，可以发现，在控诉父亲让他恐惧和不安的同时，卡夫卡也不断谈及他对父亲的罪感，谈及在父亲面前"孩子独有的那种内疚"。他反复谈及这样一种感受：父亲在专制、粗暴和野蛮的同时，总喜欢特别表明、暗示或强调：他一生艰苦奋斗所创造的环境和条件，是卡夫卡受惠的源泉，而他眼下的言行，都是为卡夫卡好，而且，很多时候，他还原谅或饶恕了卡夫卡，所以后者应该懂得感激。卡夫卡专门指出，在这一点上母亲也总是与父亲配合得天衣无缝。父母的做法总的说来是要让他感到罪有应得。

无论卡夫卡所感受到的东西是事实还是臆测，最终结果，伴随着在父亲面前的不安和恐惧，他内心深处积累起深深的羞愧、内疚和罪感。整个《致父亲的信》中，"内疚"、"罪"、自觉"龌龊"和"污秽"、"羞愧"等表明罪感的陈述和用语出现之频繁，超过任何其他陈述和用语，甚至超过他用以指责父亲专制、粗暴和野蛮的陈述和用语，整封信也就在讨论"有罪"或"无罪"以及"谁之罪"的高潮中结束。

单是这封信本身就会让人感到，卡夫卡一生为罪感所压倒，直到致命的打击猝然降临，才振作起"向死而生"的勇气禀笔直书，为拯救自己的生命或良心作最后的挣扎。事实也正是如此，在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已经大略谈到卡夫卡写作这封信时的处境，后面我们还将更全面地了解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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