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讲完课以后，我坐在家里工作。我看刊物和论文，或者准备下一次的课，有时候写点东西。我的工作时常中断，因为我不得不接见客人。

铃声响了，这是我的一个同事来找我谈正事。他手里拿着帽子和手杖走进来见我，把那两样东西向我送过来，说：“我待一会儿就走，待一会儿就走！您坐下， collega①！”

先是我俩都极力向对方表明自己非常有礼貌，彼此见面十分高兴。我请他在一把安乐椅里坐下，他也让我坐下。我们一面让坐，一面小心地碰碰彼此的腰部，摸摸彼此的钮扣，仿佛我们在互相试探，生怕烫了手指似的。我们两人笑着，其实我们并没有说什么可笑的话。我们坐好，低下头，彼此凑近，压低喉咙讲起来。尽管我们彼此有心真诚相待，可是我们仍旧不能不用种种中国人那类客套来装饰我们的谈话，例如“阁下明察秋毫”，或者“鄙人已经荣幸地奉告”，要是我们当中有谁说了句把笑话，即使说得并不可笑，我们也还是不能不笑一阵。

等到谈完正事，这位同事就猛然站起来，朝着我的文稿摇一摇帽子，开始告辞。我们就又摸对方的衣扣，笑一阵。我把同事送到前厅，在那儿帮他穿上皮大衣，可是他竭力辞谢这种崇高的光荣。后来，等到叶果尔开了门，同事就对我说我会着凉的，我呢，却装出甚至情愿陪他走到街上去的样子。等到最后我回 到自己的书房里，我的脸上仍旧挂着笑容，这大概是惰性关系吧。

没过多久，铃又响了。有人走进前厅里来，脱了半天衣帽，咳嗽很久。叶果尔来通报说有一个大学生来了。我吩咐一声：请。过了一忽儿，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走进来。有一年了，他跟我一直保持着紧张的关系：考试的时候，他对我的问题回答得很不象话，我就给他打了个一分。每年我都有七个这样的学生。用大学生的语言来说，那就是我“卡妆他们，或者把他们”刷了下来“。凡是因为没有才能或者害病而考不及格的学生通常倒总是咬着牙忍下去，不来找我罗唆。凡是找我罗唆、到我家来的学生，都是些多血质的、性情活跃的人，考试一”刷下来“，连胃口也倒了，害得他们没法准时去听歌剧。对第一种人我总是宽宏大量，可是对第二种人我就”卡妆整整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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