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我在那里默默地观望,尽量不听别人讲话。这时,这个国度里最古怪的一个人向我打招呼。上帝不会让这里缺少这种人的。这个人集高傲和卑贱,才智和愚顽于一身。”
当思想上的疑问陷入重大困境时,笛卡尔认为自己并没有发疯。尽管他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承认,各种非理性的力量伺伏在他的思想周围,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既然敢于提出疑问,他就不可能是“疯人中的一员”。然而,拉摩的侄子却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疯了。在他的种种转瞬即逝的判断中,只有这一点是最固执的。“在他开始说话之前,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双手举到前额,然后他恢复了平静,对我说:你知道,我既无知又疯狂,既傲慢又懒惰。”
18世纪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拉摩的侄子》所表达的意义。但是,恰恰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发生了一件预示着某种重大变化的事情。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被送到禁闭隔离区的非理性又重新出现了,它带来新的危险,而且似乎被赋予了提出质问的新权利。但是,18世纪的人首先注意的不是这种神秘的质问,而是社会印象:褴褛的衣衫以及叫花子的傲慢无礼,这种傲慢受到宽容,其骚扰力也因一种可笑的纵容而化为乌有。18世纪的人可能并没有从拉摩的侄子身上认出自己,但是他在"我"中完全表现出来。"我"是拉摩的侄子的对话者,类似一个"参展者",感到有趣但沉默寡言,而内心则充满热望;因为这是自大禁闭以来疯人第一次成为一个社会的人,第一次有人与他交谈,而且受到询问。非理性再次作为一个种类出现了,虽然这个种类的数目不大,但毕竟出现了,而且慢慢地恢复了它在所熟悉的社会环境中的地位。在法国大革命前十来年,梅西埃(Mercier)吃惊地发现了这一现象:"进入另一家咖啡馆,会有一个人用平静自信的语调对你耳语:先生你无法想像政府对我是多么无情无义,政府是多么昏庸!三十年来,我舍弃一切,不谋私利,关在书房里苦思冥想,精心谋划。我设计了一个偿付全部国债的方案,还设计了一个增加国三财富,让他获得四亿法郎收入的方案,另外还有一个永远摧毁英国的方案。一提起英国,我就火冒三丈。......设计这些方案需要我投入全部的天才,可是正当我致力于这些伟大的工作设计时,家里出了麻烦,几个找岔的债主让我坐了三年牢。......当然,先生,您是知道爱国主义是多么可贵的。我是为我的国家而牺牲的,是一个无名烈士。"从后人的角度看,这种人以拉摩的侄子为中心形成一类人。他们没有拉库的侄子那种复杂丰富的人格。只是为了使画面更丰富生动,人们才把他们当作拉摩的侄子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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