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所有的精神病学家,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被同一种愤怒情绪所支配。我们到处看到相同的义愤,相同的谴责:"居然没有人因把精神病人投入监狱而脸红。"埃斯基罗尔(Esquirol)历数了波尔多的阿城城堡,图卢兹和雷恩的教养院,在普瓦捷、康城和亚眠依然存留的"比塞特尔"以及昂热的"古堡",然后写道:"而且,几乎没有一个监狱里没有胡言乱语的疯人;这些不幸的人带着手铐脚镣与罪犯关在一起。这种混杂是多么可怕!平静的病人受到的待遇比罪犯还要糟糕。"
整个19世纪都对此做出呼应。在美国,图克一家成为自己先辈工作的历史学家和辩护士;在德国,继瓦格尼茨之后,赖尔(Red)为那些不幸者"像政治犯一样被投入人道主义的目光永远看不到的地牢中"而发出不平之鸣。实证主义者们在半个多世纪中不断地宣称,是他们最早把疯人从与罪犯相混杂的可悲状态中解放出来,把无辜的非理性与犯罪区分开。
然而,证明这种说法的浮夸性是很容易的。多年以来,早就有人发出过同样的抗议。在赖尔之前,弗兰克(Franck)就说过:"那些参观过德国疯人院的人回想起所见所网都会心有余悸。人们一进入这些苦难之地就会感到毛骨悚然。人们听到的只是绝望的哭喊,但是,在这里居住的是有才智有道德的人。”在埃斯基罗尔之前,在皮内尔之前,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和特农(Tenon)都有所表示;在他们之前,整个18世纪都有持续不断的抗议声音,提出抱怨者甚至包括会被人们视为最冷漠的、最愿意维持这种混杂状态的人。在皮内尔等人大声疾呼前二十五年,马尔塞布(Malesherbes)"为了进行改革而参观国家监狱。凡是他认为精神失常的囚犯...被送到医院。他说,在那里,社会环境、体育锻炼和他精心规定的疗法定能治愈这些人。"在18世纪更早的时候,一代又一代的总监、财政官和管理员一直在小声地要求把疯人与罪犯分开。这种要求有时得到实现。桑利的慈善院长请求警察当局把一些犯人带走,把他们随便关在那个城堡里去。不伦瑞克教养院的管理员在1713年就要求不应将疯人与在工场劳动的犯人混在一起。19世纪利用各种同情心大张旗鼓地提出的要求,不是在18世纪已经被低声说出并被不懈地重复着吗?埃斯基罗尔、赖尔和图克父子所做的不正是大声疾呼,对多年来收容院里习以为常的事情提出抗议吗?从1720年到法国大革命,疯人被逐渐移出监狱的现象可能就是这些抗议的最明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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