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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经远去的初民和谐的梦想，有着更加悠久、更加复杂的历史。无论其形式是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男耕女织”、尚未被诺曼人征服奴役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时代，还是暴露了腐败社会联疵的高尚野蛮，它始终是势不可挡的革命梦想。因此，除了纯粹作为逃避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如戈蒂耶，以及19世纪30年代于西班牙一次旅游中发现了高尚野蛮人的梅里美[Merimee]的异国情调），或因历史连续性使原始的某些东西成为保守主义榜样的地方以外，浪漫主义的尚古之风使它更容易与左翼的反叛相契合。这就是值得注意的“乡民”（the folk）说。风格各异的浪漫主义者，都接受“乡民”是指前工业化时期的农民或工匠，他们是纯洁美德的榜样。重返那种纯朴和美德，是华兹华斯撰写《抒情歌谣集》的目标。作品能被吸收到民歌和童话大全中，是许多条顿诗人和作曲家的志向（已有几位艺术家成功）。搜集民歌、出版古代史诗、编纂现存语言词典的广泛运动，也与浪漫主义密切相关，“民俗学”（Folklore）一词就是这个时期的创造物（1846年）。司各特的《苏格兰边区游吟诗人集》（Minstrelsy of the Scottish Border，1803年）、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Brentano）的《青年的神奇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1806年）、格林的《童话集》（FairyTales，1812年）、穆尔（Moors）的《爱尔兰歌曲集》（IrishMelodies，1807－1834年）、多布罗夫斯基（Dobrovsky）的《波希米亚语言史》（Historyof the Bohemian Language，1818年）、卡拉季奇（Vuk Karajic）的塞尔维亚语词典（1818年）和塞尔维亚民歌集（1823－1833年）、瑞典泰格奈尔（Tegner）的《福瑞特约夫的传说》（Frithjofssaga）、芬兰兰罗特（Lonnrot）的《卡勒瓦拉》（kaleuala）、格林的《德国神话》（German Mythology，1835年）。阿斯布约恩森（Asbjornson）和穆艾（Moe）的《挪威民间故事集》（Norwegian Folk Tales，1842－1871年），这么多的不朽巨著都是这一运动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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