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夏天我去哈尔滨参加一个国际明史会议，在我个人讲，这也满足了一段心头夙愿。1946年我去东北，曾到长春，只以未能抵达迄北为憾。这次到黑龙江省，也算是幸运。过去从各种读物遇到“松花江”和“黄龙府”的名辞，都已经感慨系之。而我们这一代的生活，也始终因918沈阳事变而开始其颠簸与折磨。既能在有生之日，还能看到这地区的安稳和奠定，已经有了一种快慰。而且从铁路线看下去，很多地区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杂以各种行树，带着烟囱的红色砖房则结构成各式村落，其形态在粗条的模式下有似于欧洲一些国家的情调。哈尔滨到飞机场汽车道二十多里两旁行树的绝对整齐划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仅见。据说黑龙江的人口，在抗战结束时不满一千万，今日则已三千三百万。其中汉民族占百分之九十六，所以少数民族纵可能产生局部问题，在比重上已不属重要，这种种发展，都证实我说的长期中历史的合理性。

我作这种议论，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汉“沙文主义”。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之成为一种坚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现代社会的现象。英法的百年战争初起时，纯系一种朝代国家间的冲突，直到战事末期，民族国家的情绪才开始抬头；德意两国则迟至十九世纪才成为现代的国家。中国人之不重视国家主义更是由来有素。《孟子》一书中提到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学者所必读。传统的作史者有如《魏书》的执笔者，更指出“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处分荒服。”也就是利用一种传奇式的根据，去强调中外一家，间接支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与合法。而《魏书》也是廿四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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