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们现在深信,我们可以在工会中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量,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持的方法。
1952年某天下午,三个马来人和一个印度人身穿邮差制服,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找我。这时候,我已经不在黎觉的办公室里工作了,我在办公室外边自己的桌子旁跟他们谈话。这里没有冷气设备,闷热、潮湿,车辆来往的声音和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他们告诉我,邮电制服职工联合会前些时候提出的改善待遇要求,迄今仍未被接受。他们获准聘请一位律师,今后代表他们进行谈判。市议员A.P.拉惹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但他因为工作太忙,建议他们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同我接洽。当时黎觉与王律师馆是进步党的联系网络之一,因此推想律师费不会太多,我征求黎觉的意见,问他是否应该接受。他说为了表示友好,应该接受。于是我接受下来,完全不考虑律师费的问题。
P.哥文达三美给我很好的汇报。他是邮政局职员,比普通邮差高一级,所受教育不多,英语讲得还可以,是个十分可靠和说话中肯的人。谈判从2月持续到5月。但是政府对工会的要求,只答应调整到跟马来亚邮电工友相同的薪金率。我反驳说,新加坡邮电工友的工作比马来亚的邮电工友繁重,而且新加坡的生活费也比马来亚高,但是徒劳无效。
我们已到了摊牌的地步。邮电工友决定在麦士威路宿舍举行罢工前的一次大会。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大约450名邮电工友到场,全体会员几乎都出席了。工会代表事先要求我在会上讲话。我出席大会的目的,就是要鼓起他们的勇气,同时保证他们有一个了解他们所有要求的律师正准备替他们出头。如果我跟他们说英语,恐怕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于是我用巴刹马来语讲话,证明好处很多。他们了解我所讲的话,因为出席大会的以马来人占多数,只有20%是华人和印度人,他们都听得懂马来话。我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决定依照紧急法令的规定发出罢工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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