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下定决心，要跟因循苟且、软弱、投机和专谋私利的政党以及当时在立法议会和市议会里的一伙人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决定邀请沙末跟我们一起讨论这样的可能性：发动宪制斗争争取独立，而又不被共产主义运动吸进去。……沙末问能不能带蒂凡那一起来，因为蒂凡那可以做出贡献。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但是朋友们和我都认为，如果内部核心只是我们喜欢的人，就永远不可能扩大成为一下政党，所以蒂凡那也来了。

我和芝取得律师资格后，黎觉准备分别跟我们两人签署为期三年的合约，聘用我们为助理律师，第一年月薪100O元，第二年1100元，第三年12OO元，两年半后有全薪假期六个月。就当时的情形来说，这样的待遇是优厚的。邮差罢工结束后，我到黎觉与王律师馆工作，芝则处理产权转让业务。这期间我获准到马来亚联邦执业。

1952年9月，一个清瘦的马来人到我办公桌前来。他年近半百，外貌像印度人，鼻子瘦长，跟一般马来人不一样。我的办公桌在黎觉与王律师馆的一个角落，只用书架分隔开来。这个马来人的英语说得不错，但说话有点犹豫，略微口吃。他自我介绍，名叫尤索夫·伊萨，是《马来前锋报》的东主、总编辑兼董事经理。他的编辑主任沙末·伊斯迈1951年1月被拘留，跟其他颠覆分子一起关在棋樟山。沙末的案子不久将进行审查，他问我愿不愿意替沙末辩护。

当时所有毫无希望或近乎绝望的案件，最后都找上了我。然而沙末的案子涉及的不是什么法律问题，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劝说政府相信这个政治拘留人士多半是民族主义者，虽然暂时可能跟共产党人在一起，但最终即使不成为共产党的敌人，也会成为共产党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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