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会权力的争论与收入政策的争论是互相联系的。此时政府的收入政策显得日益脆弱。在实行"节制"政策的第二年底，尽管工会理事会要求其会员在未来１２个月中提高工资的要求不要超过一次，而且财政大臣恳请增资不要超过１０％（像以前一样，伴随着对超额增资雇主的制裁威胁），仍然未能就正式的收入政策取得一致认识。当然，工党政府与工会为在收入政策上达成一致所面临的困难，比起我们的困难来是微不足道的。不幸的是，我们已经承诺在１９７７年党的年会之前发表一份包括收入政策的经济政策文件。戴维·豪威尔是主要起草人，他是一位能干的信仰货币主义的新闻工作者，而且是一位前座议员发言人。而杰弗里。豪在他的经济建设小组中无怨无悔地在相互冲突的观点中寻求着某种一致意见，现在他完全相信，通过某种经济论坛采取德国人式的"一致行动"堪称上策。

我已经看到困难正在来临，对此我表示了自己的不安。杰弗里试图说服我相信论坛制度的长处，他寄给我一篇文章说明德国人是怎么做的。我给他写信说："这篇文章把我吓得魂不附体。我们确实必须避免这类可怕的行话。我们应该认识到，德国人的清谈馆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他们是德国人。"

起草文件的工作继续进行着，但是是在前座议员经济发言人中，而不是在影子内阁中。与格伦威克事件和"封闭式工厂"问题相比，基思准备作出的让步比我要大。他和我一样对"论坛"感到不安。最终，文件由基思、杰弗里、吉姆、普赖尔、戴维、豪威尔和安格斯、莫德签署发表，没有由影子内阁正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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