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考虑我们出发时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仍然是结构主义或普通科学认识论上最有争论的问题之一，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解决应该要作好各种仔细的考虑。甚至在苏联，在那里几年前就认为把言语作为“第二信号系统”的巴甫洛夫学说概念似乎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了，而就在这样一个文化中心里的一位语言学家如绍米扬，对于言语和思维的关系问题，也宣称这是“当前哲学上所提出来的最深奥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在这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几行字里来讨论这个普遍问题，而只是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考虑到在语言学结构的研究中已经取得的进步，简单地指出问题所处的地位。

不过，一开始要重新提一下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个重要事实是，从索绪尔和其他一些人开始，人们已经懂得，语言符号只构成符号功能的一个方面，而其实语言学只是索绪尔想要用“普通符号学”的名字建立的这个学科之中有特殊重要性但毕竟是有限的一部分。然而象征性或符号性功能，除言语之外，还包括了以表象形式进行的模仿（延迟模仿等出现在感知-运动时期的末期，无疑保证了感知-运动阶段与表象阶段之间的联系）、姿态的模拟、象征性游戏、心理表象等等，人们经常忘了表象作用和思维。且不说真正所谓的逻辑结构）的发展是同这个普通符号功能相联系的，不是仅仅和言语有联系。就因为这样，不带脑损伤的年幼聋哑人是能够掌握象征性游戏（或幻想）、手势言语等等的（相反，有脑损伤的年幼聋哑人则没有符号功能）。在象奥莱隆（P.Oleron）、弗思（H.Furth）、樊尚（M.Vincent)、艾福尔脱（F.Affolter）等人那样研究他们的逻辑运算（序列、分类、守恒等）时，我们就看到这些逻辑结构在发展中，有时有某些延迟，但比起哈脱维尔（Y·Hatwell）所研究的先天盲人儿童来，要不明显得多。后者的言语是正常的，但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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