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理想主义反映了一种新的叙事立场，指90年代出现的一批歌颂民间理想的作家的创作现象。“民间”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解释。本文所用的“民间”，是指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文化形态和价值取向。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民间”不是专指传统农村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其意义也不在具体的创作题材和创作方法，“民间”所涵盖的意义要广泛得多，它是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知识分子把自己隐藏在民间，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来表达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的认识。本教材在分析各个文学史阶段的创作时，曾多次涉及到对“民间”一词的使用，但在不同的时间范畴中“民间”的文学功能也不相同。五六十年代的“民间”，主要表现为某种艺术因素渗透在创作中，稀释了当时对创作干预过多的国家意志和政治宣传功能；文革后的80年代的创作中，“民间”常常作为新的审美空间，并以“文化”为特征来取代文学创作中过于强大的政治意识；而90年代以来，作家们从“共名”的宏大叙事模式中游离出来以后，一部分在80年代就有相当成就的作家都纷纷转向民间的叙事立场，他们深深地立足于民间社会生活，并从中确认理想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取向。

当代中国并不缺乏对理想主义的阐释和宣传，但是在五六十年代，所谓的理想主义都是国家意志的派生物，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理想主义被“四人帮”统治集团强调到压制人性摧残人性的地步，所以，随着“文革”结束后市场腑济的兴起，人们普遍地对虚伪的理想主义感到厌倦，同时也滋长了放弃人类向上追求、放逐理想和信仰的庸俗唯物主义。这种倾向到了90年代风气尤盛。有些知识分子看到了市场腑济兴起后，经济利益刺激了一般社会情绪，追逐经济利益的社会潮流似乎淹没了过去处处制约社会的强大政治意识形态，所以就不加分析地盲目歌颂市场腑济，却回避了在整个社会朝市场腑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的诸种不容回避的问题：如国家所有的财产再分配时哪些阶层获得了最大利益，而真正受到损害的又是哪些阶层？在追逐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如何看待脑力劳动者的知识财富？知识分子原来都是国家体制下的“干部”身份，如今他们向市场宫行的过程中是否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劳动价值？知识分子能不能放弃理想随波逐流去追逐经济利益？如果他们还需要理想人格来制约自身，那么他们的理想又从何而来？等等，据此，90年代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自动发起“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重新呼唤人的精神理想，也有不少作家也在创作中歌颂人的理想性，但他们都在历史的经验教训面前改变了五六十年代寻求理想的方式，其中不少作家与学者都转向民间立场，在民间大地上寻找和确立人生理想，表现出丰富的多元性。从民间树立生活的理想价值，以新的健沟的审美意象来表达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这其实在80年代的诗歌和小说创作中已经出现，只是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莫言的《红高粱》已经表现出浓厚的民间理想。80年代末卧轨自杀的诗人海子，早在他的短暂的诗歌生涯中响亮地喊出了民间的理想主义。在他的关于麦子的诗歌创作里，麦地成了诗人的“乌托邦”：全世界的兄弟们要在麦地里拥抱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麦地里的四兄弟，好兄弟回顾往昔背诵各自的诗歌要在麦地里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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