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空降红小兵(二)
吕贝卡告诉我,刚开始她们觉得我傻,挺好欺负,后来看见我“不怕脏、不怕臭”换猫粪箱时那种先进工作者的嘴脸,他们觉得我不正常,有病,而且我的作为都有点假惺惺的感觉,后来我不干了,天天跟她们下棋,谁输了谁干脏活,她们反倒觉得我正常了。
我正常了的第二个迹象是开始表达自己。这是美国人给我上的第二课,加恩一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华盛顿广场村。公寓面积不小,但是只有两个卧室,所以我们四个孩子都挤在大卧房里。吕贝卡是老大,所以有自己的床,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睡上、下铺,我有一个折叠床,每天晚上拉出来睡觉,每天早上再放回吕贝卡的床下面,睡觉的地方有了,但是东西没法儿放,所有的柜子都塞满了,基本上一开柜门就跟雪崩一样:衣服、玩具、书劈头盖脸地倒出来。
怎么办?加恩家不是有钱人,又不好意思跟中国代表团要钱,所以就为我买了一个简易、用硬纸壳做的小柜子,是深蓝色的,我最喜欢的颜色,有六个小抽屉,还配了一支小蓝台灯。柜子搭起来之后我心里非常高兴,但是想到使馆曾教育过我们,收外国人礼物的时候要不卑不亢,千万不得过分感激,好像中国什么都没有,有失我大中华的威严。因此,当加恩先生将他辛苦了一早上的小蓝柜子放在我面前时,我以一个中国部长视察工作的方式看了一眼,说了一句“不错”之类的不阴不阳的话,然后接着看书。据说这一举动把加恩全家的鼻子都气歪了,他们背着我开了个全家会议,差点儿把我送回代表团去,后来还是加恩先生心软,说算了,送回去还不知道代表团里怎么整这个不争气的小丫头。他后来告诉我,他看了好多讲苏联斯大林时期的书,特别是索尔日尼琴的《伊万·德索维奇生活中的一天》他怕我因为做错了事情,被送到中国的西伯利亚去。至于我什么时候开始坦率地表达自己,我实在说不清楚。人的意识的转变永远是悄悄的,潜移默化的。直至后来我回国以后,我的团委书记说我说话不走大脑,我才意识到我真的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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