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代交给我一些我不想要的东西(一)
我29岁生日那一天,一个人在纽约,早上起来有了个突发奇想,我要和我已经离异多年的父母在一个房间里吃一顿饭。
算一算,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在一个空间看见他们两个人了。他们分开的时候我太小,我几乎记不得任何只有我们三个人的场景。那天,我有点预感我和陈凯歌的婚姻不可能维持下去,我特别想叫我的父母都坐在我面前,和所有其他家庭一样,安慰他们的女儿,告诉我,我这辈子还是会找到我爱,也爱我的人。
我请他们两人一周后到我这里吃晚饭,但是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装着是闹着玩的事,结果是阴错阳差,他们两个都觉得这样不好玩,我也没有办法再找回去说,我又要离婚了,来陪我说说话吧,所以这顿饭就没吃。
我至今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跟我父母直说:“我又要离婚了,来陪我说说话吧。”
离开纽约之前,我决定去看一个心理学大夫,这不是有病的行为,在纽约几乎每个正常人都得看心理学家。我那时候在德国金属公司工作,人事部经理是我的朋友,她知道我要调回中国之前跟我说:“你有一千多块钱的心理学治疗从来没有报过。”我就本着中、美、德通用的“不用白不用”精神去看了一个心理学大夫。
我是被这个心理医生“挤”进来的一个正常人,他实在太忙。纽约正常人太多。
我坐在他办公室外期待着我能狂说我自己的45分钟。
在我之前,一个西服革履的男人昂首挺胸地跨入医生的办公室,浑身充满了只有投资银行家才有的“宇宙主宰者”感觉。半个钟头以后,这个人擦着眼泪、缩着背从里面走出来,变了个人。我想:“心理大夫真是神仙。该我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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