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交游不广，承认我为好友的人也不太多，但翰笙的确是我的莫逆之交。

我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４０年代初期，在重庆的一次文艺团体的集会，我们坐在同一个小圆桌边上。经过介绍，谈了起来，我就觉得他态度洒脱，吐属不凡。我早知道他是一位多面手的作家，写过许多话剧和电影剧本，还有许多小说。我对戏剧技巧方面，完全是个外行，赞美的话，还是留给行家去讲，但从我在报刊上读过的他的那些作品，都感到革命气息，跃然纸上。他抨击了地主和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对于农民、渔民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赞美了人民武装斗争。七七事变以后，他又写了许多抗日的剧本和文章，来唤起中国民众的抗战激情，这些功绩，别人写的都会比我详尽，我就不必多讲了。

这里我只说说我们的交情。作为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有才又有趣的人。我们来往较多，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不但在文艺的集会上常常见面，而且常常互相家访。我这里还藏着一张他和巴金在我家客厅里照的相片，巴金身后站的是他的女儿小林，我身后站的是我的小女儿吴青，翰笙的身后站的是他的女儿蜀华，我们脸上都是笑容可掬，这是１０年以前的会面了。

１９８０年夏，我得了脑血栓，住进北京医院，正好翰笙也住在那里，他患的仿佛是肠胃病。我们常由我们各自的女儿陪着，推着轮车在走廊上散步，累了就坐在廊子里的长椅上闲谈，疾病之苦，几乎都忘却了。

脑血栓后，我又摔坏了右腿，行动不便，从此闭门不出了。我的老朋友们有机会还是常到我家来看我，并且，因为近年文联在我的第二故乡烟台，修建了一座休养所，文联的工作同志都请巴金、夏衍、翰笙和我同时到那里欢聚。我们各自的女儿们更是十分怂恿我们去，因为她们也都是极好的朋友。但是在说定的时间里，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有事，始终没有同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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