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的夫人周俟松大姐，前些日子带她的女儿燕吉来看我，说是地山９５岁纪念快到了，让我写一篇文章。还讲到１９４１年地山逝世时，我没有写过什么东西。她哪里知道那一年正是我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闭居卧病，连地山逝世的消息都是在很久以后，人家才让我知道的呢？

我和地山认识是１９２２年在燕京大学文科的班上听过他的课。那时他是周作人先生的助教，有时替他讲讲书。我都忘了他讲的是什么，他只以高班同学的身份来同我们讲话。他讲得很幽默，课堂里总是笑声不断。课外他也常和学生接触，不过那时燕大男校是在盔甲厂，女校在佟府夹道。我们见面的时候不多。我们真正熟悉起来是在《燕大学生周刊》的编辑会上，他和瞿世英、熊佛西等是男生编辑，我记得我和一位姓陈的同学是女生编辑。我们合作得很好，但也有时候，为一篇稿件、甚至一个字争执不休。陈女士总是微笑不语，我从小是和男孩子——堂兄表兄们打闹惯了，因此从不退让。记得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里写了一个“象”字（那时还不兴简笔字），地山就引经据典说是应该加上一个“立人旁”。写成“像”字，把我教训了一顿！真是“不打不成相识”，从那时起我们合作得更和谐了。

１９２３年初秋，燕大有四位同学同船赴美，其中就有地山和我。说来也真巧，我和文藻相识，还是因为我请他去找我的女同学吴楼梅的弟弟、清华的学生吴卓，他却把文藻找来了，问名之下，才知道是找错了人，也只好请他加入我们燕大同学们正在玩的扔沙袋的游戏。地山以后常同我们说笑话，说“亏得那时的‘阴错阳差’，否则你们到美后，一个在东方的波士顿的威尔斯利，一个在北方的新罕布什州的达特默思，相去有七八小时的火车，也许就永远没有机会相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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