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４年的春夏之交，我和老伴吴文藻在北京燕京大学执教，曾从进步的朋友那里，看到申报副刊《妇女园地》。我当时就感到它与当时一般的妇女刊物不同：它是在号召妇女争取解放，宣传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等切中时弊的进步思想。读后我对这个刊物的主编沈兹九产生了无限的钦佩。她眼界之高，见识之广，不是一般普通妇女编辑所能企及的。可惜的是《妇女园地》刊行不久，即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逼迫停刊了。而接着出来的《妇女生活》也是沈兹九主编的，我更是高兴得不断地读着。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６年之间，是我的老伴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教学期满七年的例假，我们到欧美旅游了一年，回到祖国几天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１９３８年，文藻在敌后的云南大学执教，我和孩子为逃避空袭，住到云南郊外的呈贡。那时的国民党教育部次长顾毓是文藻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从重庆到呈贡来看我们说：“蒋夫人宋美龄对我说，‘我的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同学谢冰心，抗战后躲在云南，应该请她来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做点文化教育工作。’”我被她“躲”字激怒了，于１９４１年初就应邀到了重庆。其实，我和宋美龄并没有同过学。我是在１９２３年燕京大学毕业，得了学士学位，同时又得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才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去读硕士学位的。那时宋美龄已经读完本科四年而离开了。

我到重庆就任后，发现那“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原来是“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而文化教育组的工作，就是搞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那一套！我的前任就是我所钦佩的沈兹九大姐。她就是认为文化教育组应该做些抗日救国工作，而同宋美龄进行了多次斗争。宋美龄仍是固执己见，兹九大姐才愤而辞职的。这些话是在我就任后不久，同时还在指委会工作的史良和刘清扬悄悄告诉我的（那时她们为了统战工作，暂时留在会内）。我觉得我是落进了圈套！我立即写了辞呈，退还了工资，连夜搬到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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