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评论》多次催我写“我和外国文学”，我才从头忆起将近６０年的翻译工作。

我和外国文学接触得较早，首先是在我１１岁那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建福州的老家，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一本线装小说，是林琴南老先生送我祖父的《茶花女遗事》，其中的人情世故，和我看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大不相同，而且译笔十分通畅有力。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林译小说，只要自己手里有一点钱，便托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以后我进了中学和大学，上了英文课，能够自己阅读小说原文了，我却觉得《汤姆叔叔的小屋》不如林译的《黑奴吁天录》，《大卫·考伯菲尔》不如林译《块肉余生录》那么生动有趣：也许一来是“先入为主”，二来是中英文字上的隔膜。我的英文没学好，看英文总是模模糊糊地如同雾里看花一般。因此我从来不敢翻译欧美诗人的诗，我总感到我的译笔，写不出或达不到他们的心灵深处。

但是，对于亚、非诗人的诗，我就爱看，而且敢译，只要那些诗是诗人自己用英文写的。除了遵从“上头”的命令之外，我也从来不转译诗，我怕转译万一有误，我再把误译的译了出来，我就太对不起原作者了。

我翻译的第一部诗，是叙利亚的诗人纪伯伦的《先知》。

这本诗是我从一位美国朋友那里看到的，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辞，使我十分激动，我立刻把这本散文诗译了出来。后来我又译了他的另一本短诗《沙与沫》，内容也很精彩。

我的第二本译诗，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这本诗集中的第５１首，在印度独立后被选为国歌）。它给我的感受同纪伯伦的《先知》一样，只是泰戈尔比纪伯伦更多一些神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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