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锺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当时上海流行的歌:
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
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
前门叫卖菜,
后门叫卖米。
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读如:“杜米要?”)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粞不能过活。
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没货。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我们的竹篾子煤筐里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时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烧不着;有时煤球里掺和的煤灰多,太松,一着就过。如有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不能错过。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视为至宝。煤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煤灰,可以自制相当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饼子。煤炉得搪得腰身细细的,省煤。烧木柴得自制“行灶”,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敲断。烧炭另有炭炉。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
锺书的二弟、三弟已先后离开上海,锺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
有一个夏天,有人送来一担西瓜。我们认为决不是送我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三楼。一会儿锺书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送到没有。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圆圆大为惊奇。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从前家里买西瓜,每买必两担三担。这种日子,圆圆没有见过。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经地对爸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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