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走进母亲为我布置成画室的奇哈格公寓时，我便吹着气，直到点燃炉火（十一岁和家人住这间公寓时，我是个忠诚的纵火狂——无论何时何地都在点火——但此刻我才发觉还来不及告别，此种乐趣早已离我远去）。天花板挑高的公寓暖得足以让我的手温暖起来时，我便穿上油彩飞溅的罩衫——这比任何东西更能表明我作画已有一段时间。然而这却是一种略带悲哀的期待，即使不是马上，也是在一两天内逃入一幅我无法给任何人看的画中。我已经把公寓变成了画廊——我的画挂在每一面墙上，却没有人（包括母亲，甚至父亲）来看过它们。因此我在这间公寓发现一种需要：不仅知道我的画将被人观看，而且在作画的同时感应以后将评断我作品的人存在我四周。站在一间摆满阴冷的旧家具、充满灰尘和霉味的愁闷公寓里画伊斯坦布尔风光，也使我感到愁闷。

我真希望再看看我在十六至十七岁之间画的这些画（现已遗失），描绘的是就托尔斯泰意义上的“家庭幸福”。这些画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从下页这张职业摄影师在我七岁时来我家拍的照片看得出来——我有时很难维持“幸福家庭”的姿态。摒弃平日画的伊斯坦布尔风光和后街，我趁父母在我身边做他们每天做的事情时画“我们”。当我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稍趋缓和，当没有人挑衅其他人，大家悠然自得，背后播放着收音机或录音带，当女仆在厨房里忙着做我们的晚饭，或在我们全家动身出游前——我便画这些画，往往是灵机一动。

父亲通常躺在客厅沙发上：他在家时最常待在这儿，阅读报刊杂志或书（不是他青年时期喜爱的文学小说，而是谈桥牌的书），或是迷惘地盯着天花板。心情不错的话，他会在录音机上播放管弦乐，比方说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有时站起来指挥想像中的管弦乐团，跟指挥家一样挥动手臂，在我看来像是愤怒、焦躁而痴迷。坐在他身边扶手椅上的母亲把目光从报纸或编织上挪开，抬起头来，微笑中带着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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