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汽船使海上旅行发生变革，加强了与欧洲各大城市的联系，让人得以短期造访伊斯坦布尔。不久，一些作家在报上发表的印象将塑造伊斯坦布尔的新概念，但这些汽船从一登场便给予城市一番新面目。一开始在“海利耶”名下做贸易、后改称“城市线”的公司成立，不久，博斯普鲁斯的每个村子都有了自己的停靠站，渡轮开始往来海峡，于是城市有了一丝欧洲气象（别忘了，法语里的“vapeur〔蒸汽〕”一词进入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话和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的“vapur〔船〕”）。渡轮带来的改变包括在博斯普鲁斯和金角湾停靠站周边形成的广场，以及这些村镇的迅速发展使它们不久成为市区的一部分（渡轮到来前，几乎没有道路连接这些村镇）。

渡轮开始载送乘客往来于博斯普鲁斯，对伊斯坦布尔人来说也跟克兹塔、圣索菲亚教堂、鲁梅利堡垒和加拉塔桥一样越来越熟悉，不久，渡轮成了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几乎具有图腾般的重要性。因此就像有些人对威尼斯的水上巴士产生感情，喜欢炫耀他们对各种形状款式的知识一样，伊斯坦布尔人也极其宠爱“城市线”拥有的每一艘渡轮。有讨论它们的专书，当然还配有插图。戈蒂耶写道，伊斯坦布尔的每家理发店墙上都挂了渡轮的图片。父亲单凭漂亮的轮廓，即可辨识出在他童年时代曾经行驶的渡轮，如果他一时记不起来，过一会儿，他便开始一一列举在我听来像诗一样的渡轮名称：“53英席拉、67卡仑得、47塔兹涅温、59卡梅……”

我问他如何分辨看起来如此相像的船，他便列出每艘船的特征，比方说在我们开车到博斯普鲁斯兜风时；若交通状况不容许，就在我们贝希克塔斯公寓的客厅里。但即使指出每艘船的特点——这艘拱起来，那艘的烟囱特别长，另一艘船头钩起，或船尾肥胖，或在急流中稍稍斜向一侧——即使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我依然没能把它们区分开来。不过我倒学会了分辨三艘渡轮，两艘英国制，另一艘则是我出生那年1952年建造于意大利塔兰托——它们是以花园命名。在研究它们的形状和烟囱宽度后，我终于能把“费内巴切号”和“朵尔玛巴切号”，跟“帕沙巴切号”区分开来，后者被我视为我的幸运船，因此每当心有所思地走过城里，在巷底或窗外瞥见它时，我便振奋了些。至今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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