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在送到上级严格审查时,中央领导邓子恢、军队领导罗瑞卿、刘亚楼观看后,都表示了肯定,对审查时一些领导提出的不同意见,当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则表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并且三次提出若干条具体的修改意见。
1963年12月影片完成之后,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审看了此片,认为“导演的镜头语言还算流畅。”随后,陶铸同志陪同邓子恢、刘亚楼亲自到珠影厂审看影片,在肯定影片的前提条件下,特提出三点具体的修改意见:“一、去掉假枪毙;二、我军战斗中一个也没有牺牲的不真实;三、加写战士纪鹏飞炸桥的壮烈牺牲。”1964年1月,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陈荒煤在审看影片后,表示基本同意陶铸同志的修改意见。同年6月,陶铸和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再次来珠影厂审看修改后的对白双片,表示很满意,只提出战士纪鹏飞在炸桥牺牲时,不要让指导员上桥抢救。此时,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在珠影厂审看影片后,认为没有政策性问题,可以送北京审查。珠影厂迅速将影片送文化部电影局审查,文化部领导特请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审看此片,罗瑞卿看后,表示同意影片通过审查,并可以在全国发行。
然而,康生却大发淫威,借机刁难,他硬说这部影片是“直接为国民党服务,鼓动阶级敌人复辟的反革命影片,对特务分子起指导作用。”陶铸识破康生别有用心的诬蔑,当即在北京的一次正式会议上义正词严地反驳康生:“这部片子我看过,它虽然不是一部优秀的影片,却不存在你讲的这些严重的政治问题。”可是,康生却仍不肯善罢甘休,他继续声嘶力竭地无端指责审查这部影片的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们:“你们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并武断地强迫命令这部影片在全国停止发行。于是,这部影片先后被康生、江青点名列为“毒草”影片进行公开批判,中宣部在1964年4月11号正式下文,被迫点名下发批判《逆风千里》的通知。两年后“文革”全面爆发,康生、江青之流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对该片的大批判和大讨伐,定调是“陶铸一手扶植出来的大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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