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血淋淋的悲剧仍在“文革”期间继续上演，没有休止。资深摄影师姚士泉在40年代后期就从事电影摄影，他因《逆风千里》身带“特嫌”、“反革命分子”、“三四十年代黑线人物”等诸多罪名，感到万念俱灰，终于在批斗他的又一次大会之后，偷偷地跑到厂外的一片茂密的甘蔗林里，用刀切开动脉割腕自杀。

1962年，由珠影厂招收的五名品学兼优的学员丁铁宝、林书锦、杜熊文、方文献、黄伍钟返回厂后，被由香港长城公司调来珠影厂担任业务副厂长洪遒重点培养成拔尖人才，旨以培养本厂自己的演员队伍。可是，这一最具有前卫性的“造星”意识，即被不久后的“文革”运动而彻底地粉碎破灭。怀着满腔爱国热忱从印尼返回的青年华侨黄伍钟，相貌英俊，酷似《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男主角廖有梁，他曾在《逆风千里》中扮演我军侦察员，但是，“文革”的魔掌却将这一小人物牢牢抓住，不肯放过,这个单纯、幼稚、刚刚涉足新的社会，却被眼前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无情地冲击，这个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偕同新婚妻子一起回厂闹革命的年轻人，却被冠之“间谍”、“特务”的莫须有罪名，遭到残酷的批斗、审查。黄伍钟不久就从厂行政办公楼三楼跳下殉命，成为“文革”中无数冤魂的又一个无辜的殉葬品。他的突然死亡，也成了一桩至今未了的“无头”历史悬案。

如今，《逆风千里》早已平反，影片也曾多次复映，但是演员张子良、傅伯棠先后因身体的累累伤痕已经作古；那些因此剧蒙难和侥幸活下来的人，对这部影片的前前后后，却是浸入骨髓般地长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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