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林这样几近是神经质的自卫之言中，我们并不难察觉，格林自己也很清楚，“格林之国”的说法既是赞誉，但却也去除不掉某部分根深柢固的深深疑惧，这疑惧一方面是文学技艺的，多少质疑着格林这样一地写过一地的奇怪小说书写方式；同时也是历史道德的，毕竟在西欧的书写者和格林足迹所及的这些“边缘国度”之间，一直更清晰浮现的毋宁是另一个非关小说的书写谱系，这是为期数百年时光之中由来自欧洲的行商、传教士、冒险家、军人和民族志者所联手完成的，深烙着帝国主义以我为准的罪恶印记。

我想，格林真正怕的是后者，所以他才如此刻意强调他的书写不谬。写实不见得是文学成就的判准，而且时至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以降，甚至已不必然是小说书写的必要条件了，但在这里，强调写实，至少可以和数百年来以欧洲观点为中心，任意扭曲涂写其他异质社会的帝国主义书写传统划清界限。

只是，格林当然不会是在地者、农民式的写实，他终究是外来的人——这一点，写过格林评传的约翰·史柏龄讲得很好，他说：“格林描写的这些事实本身可能并不那么正确，但经过作者的挑选和组合，造成了所谓典型的‘格林风貌’。”“这也不单单是详细的描写（否则好的游记作家或新闻记者也写得出来），而是像康拉德一样呈现出道德景观，描绘当地的情形和身历其境的人。”

道德景观，moral landscapes，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说法，但我相信，格林远比康拉德担当得起如此说法。

外来者的书写，基本上总是一种宏观的、整体性的掌握，而疏漏于真实细节的理解和感同身受（因此，相当一部分所谓帝国主义的书写系源自不了解的急躁和傲慢，而非全然心怀歹意），这方面，格林之于康拉德有着先天的优势——此一优势一方面来自于时间延迟的自然效应，格林出手的时间晚了几十年时光，意思是多出了几十年西欧之于这些遥远国度的累积理解；另一方面，这又是帝国霸权历经转移的几十年时光，让这些国家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于文化思维承受了不同的冲击而呈现着不同的轨迹变化，残酷地来说，这无疑提供了更丰硕的观看思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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