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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定居京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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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钟书和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上海易帜之前,钱钟书曾随教育部访问团访问台湾,故台湾大学聘请他为教授,但他没有答应。香港大学请他赴任文学院院长,他认为香港“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也没有去。英国牛津大学则聘他为高级讲师(Reader),他又以“伦敦的恶劣气候”为辞,没有去。杨绛的《干校六记》的说法是:“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多条路不肯走呢?思想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干校六记》,见《杨绛作品精选:散文(二)》,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5月版,第48页。">。”五十年后,杨绛在接受访谈时,针对“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的问题,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有三个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这确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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