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京以后，杨绛回到研究所上班。经历了下乡锻炼，重又为人师表，她依旧循循善诱地指导青年研究人员的翻译工作。据董衡巽撰文回忆，他“一直想向杨绛先生学点翻译的本事”。那时，董衡巽试译了一篇英国小说家萨基的短篇小说《开着的窗门》(The Open Window)，去向杨绛求教。

杨绛二话没说，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她很快就看完了，立即找董衡巽谈话。她头一句话是问：

“你是不是朱光潜先生的高才生？”

董氏嘴上说“不是，不是”。心里不无得意，等着表扬。

他拿过译稿一看，脸刷地红了起来。只见译稿上面打了十几个问号。他一下子懵了，心想自己译得非常用心，怎么会有这么多错？

杨绛问董衡巽：“你是怎么翻译的？”

“我是这样翻译的：头一遍对着原文边查字典边译，译得很慢，第二遍润色中文，速度就快了，最后誊清，誊的时候再改中文。”答道。

“你这个方法不对，你译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应该更加严格对照原文，看译文是不是符合原文，有没有走样。”

董衡巽说：“我知道了。”

回家以后，董衡巽仔细琢磨杨绛打问号的字句，发现自己错误分两类。第一类是原文把握不住，摸不透含蓄语词的真意，或者看不出字句尖新之处，这也许是英语水平问题；第二类属于态度问题：自己心里偏爱某个词，不管同原文贴切到什么程度，便擅用了，还有，原文细微的地方，照顾不过来，来一个简化处理，企图马虎过去。

董衡巽非常感激杨绛老师的帮助，他说过，我“所犯的错误可能是学者的通病，但杨先生这次谈话给我上了一堂端正态度的启蒙课。我头一次感到翻译是一件难事，这难首先难在态度。即使属于水平方面的问题，如果竭尽全力反复琢磨，也会减少一点错误。也许可以这样认为：认真的翻译和不认真的翻译，对于同一个译者来说，效果的差别会是惊人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杨绛身边亲受馨欬的青年，远不止董氏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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