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正当全中国人民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艰难地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以遮天蔽日之势席卷中国大地。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其中心议题是讨论和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十六条》）。这个《决定》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就在《十六条》通过的次日，即八月九日，杨绛就在“如火如荼”的运动中被“揪出来了”。三天之后，她的丈夫钱钟书也被“揪出来了”。那时，他们俩同在一个学部，杨属外国文学所，钱则属文学所，两所运动的过程大致相仿。

在外文所，虽然没有一张揭发杨绛的大字报，不过她觉得事情已经不妙。有一次大会前群众传看一份文件，传到她近旁时就跳过了她，好像没有她这个人。再有一次大会上，忽然有人发问：

“杨季康，她是什么人？”

会后就有人通知她：“以后开会，你不用参加了。”

杨绛就这样给“揪出来了”。一同被揪出来的李健吾、卞之琳、罗念生、邹荻帆等，坐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待罪”。

“待罪”之时，报上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杨绛等人对照这个文件细细研究，窃窃私议，满以为按这个指示的精神，革命群众应该请他们重新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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