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正当全中国人民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艰难地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以遮天蔽日之势席卷中国大地。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其中心议题是讨论和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十六条》)。这个《决定》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就在《十六条》通过的次日,即八月九日,杨绛就在“如火如荼”的运动中被“揪出来了”。三天之后,她的丈夫钱钟书也被“揪出来了”。那时,他们俩同在一个学部,杨属外国文学所,钱则属文学所,两所运动的过程大致相仿。
在外文所,虽然没有一张揭发杨绛的大字报,不过她觉得事情已经不妙。有一次大会前群众传看一份文件,传到她近旁时就跳过了她,好像没有她这个人。再有一次大会上,忽然有人发问:
“杨季康,她是什么人?”
会后就有人通知她:“以后开会,你不用参加了。”
杨绛就这样给“揪出来了”。一同被揪出来的李健吾、卞之琳、罗念生、邹荻帆等,坐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待罪”。
“待罪”之时,报上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杨绛等人对照这个文件细细研究,窃窃私议,满以为按这个指示的精神,革命群众应该请他们重新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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