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千奇百怪，花样层出不穷。

有一天，钱钟书回家，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这就是所谓“怪头”。幸好杨绛向来是他的理发师，赶紧把他的“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那个“十”字。而他的一个“同伙”因为剃了“怪头”，饱受折磨。理发店不但不为他理发，还给他扣上字纸篓子，命他戴着回家。

不久，杨绛也“恭逢其盛”，受到同样的遭遇：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这是杨绛不幸的一天——早上她翻译的“黑”稿子《堂吉诃德》被没收，晚上又给剃成“阴阳头”。当天，宿舍里有个“牛鬼蛇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烧，扔在抽水马桶里。不料冲到底层，把马桶堵塞了。住在楼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为“权威”，他不敢麻痹大意，忙把马桶里的纸片捞出漂净，敬献革命群众。

这就引起宿舍里的又一次“揪斗”。杨绛回家虽然较晚，但进院就看见大楼前的台阶上站满了人，大院里也挤满了人，有坐的，有站的，王大嫂是花儿匠的爱人，她一见杨绛就偷偷摆手。杨绛心知不妙，却又无处可走，正迟疑间，只见平房里的张大妈对她呶呶嘴，示意叫她退出去。可是“极左大娘”已经看见杨绛了，提着名字喝住，她只好走上台阶，站在丈夫旁边。

杨绛夫妇都是陪斗。那个用杨柳枝猛抽杨绛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两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杨绛都剃去半边头发，剃成了“阴阳头”。有一位家庭妇女不知什么罪名，也在其中。她含泪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着求告，总算幸免剃头。杨绛则不愿长他人志气，求那姑娘开恩，就由她剃光了半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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