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钱钟书去世以后，年近九旬的杨绛用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将钱钟书留下来的零散而残破的手稿，一张一张精心拼贴起来，井井有条地整理好，并陆续付梓。杨绛曾笑称自己现在还是“钱办主任”，是他们家留下来“打扫战场”的。多亏有了杨绛这样的“主任”，钱钟书先生仍然不断有作品出版，使世人得以了解一个文化巨人丰富的精神成果。

据杨绛介绍说，钱钟书的手稿多年来一直跟随他们颠簸，去过干校，也住过办公室，有时装在箱子里，有时甚至装在麻袋里、枕套里，历经了多少磨难方才保存下来。她十分珍视钱钟书遗留下来的手稿。钱钟书尚在卧病的时候，就有人来电话问，可不可以出版他的东西。那时候钱钟书就说：

“我的东西，非得要经过我自己审过，才可以出版。”

后来出版钱钟书手稿，杨绛反复说明：“我这么做，出版他的东西，他本来是不同意的呀！可是我怎么办呢？难道我亲手毁了它们？我下不了这个手呀。我想来想去，还是想，把它们当作资料留下来吧。”

钱钟书大量的手稿，有些已经破损模糊，有些本来钱先生记时就是勾勾画画，所以整理手稿的事务就落到了最了解钱钟书的杨绛身上。但是杨绛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自告奋勇，编排了全部外文笔记，但还是有大量中文以及中英文相杂的笔记等待杨绛一页一页地辨认、拾掇。这件事成了杨先生晚年最大的动力和压力，她每天把手稿摊一桌子，一点点儿地粘贴。

杨绛多次说：

“我来日无多，总怕来不及做完这件事，常常失眠，睡不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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