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或是政治极度混乱时期都是不利于文学发展的，但这个时期仍然涌现了像弥尔顿这样的人物。虽然他已经完成了他最好的一些短诗，如《柯玛斯》（Comus）、《利西达斯》（Lycidas）及其他，但接下来的几年他准备转行写政治散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开发一下左手”。而他的《失乐园》则诞生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

除了战时因素外，其他条件也在改变着英格兰文学的发展进程。英格兰人不仅经历了一场内战，还经历了一场宗教改革，而清教主义的兴起也在两个方面影响着文学作品。一方面，这个时期对宗教事务的强烈关注催生了大量宗教作品，其中最为著名、流传最久的有杰里米·泰勒的《圣洁生活的规则和习尚》《圣洁死亡的规则和习尚》，理查德·巴克斯特的《圣徒永恒的安息》，托马斯·富勒的《英格兰名人传》等，厄舍和奇林沃斯则探讨神学和教会管理。另一方面，清教徒对戏院的抵制无疑也导致戏剧文学的彻底衰落——自1642开始，所有戏院被勒令关门。

政府和宪法一直处于被质疑的风口浪尖，自然也有大量文学作品指向这些主题，如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和詹姆斯·哈林顿的《大洋国》。但奇怪的是，除了很流行且影响力很大的《国王圣像》（Eikon Basilike）外，在1603～1660年再没有出版任何其他支持国王的君权神授观的文学作品。不过，数以百计的鼓吹极端民主的小册子倒是很流行，它们鼓吹男性公民的选举权，以及弥尔顿的人生而自由等观念。

战争对文学的影响并非总是千篇一律，内战和共和国时期也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而且其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令人咋舌。如艾萨克·沃尔顿的《钓客清话》（The Compleat Angler）仍然是英语世界里最流行的书籍之一，它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对远离战争、政治和宗教争端的生活的热爱，对钓鱼的热爱。托马斯·布朗爵士用他那古色古香或说是庄严的散文表达了同样的情感，至今能够给爱书之人带来快乐。此外还有诗歌。在赫里克、马维尔、沃恩、卡鲁和萨克林的诗句中，我们能够找到最美的英文词汇，其中萨克林的更是被沿用了大概一百二十五年。事实上，没有哪个战争时期还能够在文学上有如此丰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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