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隆的炮声归于沉寂，人们至少不再遭受战争的破坏、损毁和杀戮，但到处都是混乱的状况和刻骨仇恨。战争结束前，从暹罗王国到许多南美洲的共和国，几乎每个国家，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向同盟国阵营宣战，尽管欧洲的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一直保持中立。因此，解决方案实际上是重新划分世界版图，如同一个世纪前的维也纳会议只是重绘欧洲地图一样。这项任务极其艰巨，而且也只能是试探性的。在1918年至1919年冬天，政治家们在巴黎会议上缔结的以《凡尔赛条约》为主的系列条约，是迄今为止人类在治理方面所作出的最大的协同努力的成果。任何对和平会议的日常工作没有深切了解的人，都无法理解工作的复杂性和必须完成这些工作所处的具体条件。

它不仅是一个陆地的范围问题——这已经使问题变得十分困难，而且涉及19世纪的整个发展态势。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兴起引起了民族自决和少数民族问题。工业革命和商业革命使得银行业、铁路、原材料等方面的问题在制定新国界和创立新国家时变得极为重要。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早就让专门委员会投入工作来准备数据以供决策参考，但当大会进入开会期后，加快速度的需求变得越来越明显。世界的很大一部分正处于解体的过程之中。当政治家们坐在巴黎，红色革命的火焰似乎正在吞噬着整个欧洲，威胁着要把战争过后留下的文明和秩序毁灭。

各国的野心相互抵触，大会的几个主角也各怀鬼胎。劳合·乔治在1918年的选举中上台，他的竞选口号是“绞死德皇，让德国偿付战争耗费的每一个先令”。有一次，他甚至谈到要求德国支付1250亿美元。克列孟梭心中充满了对德国的仇恨和对法国未来的担忧。理想主义者威尔逊则寻求借助国际联盟来建立一种世界新秩序。他曾在1913年入主白宫前夕表示，如果他被召唤去处理外交事务，那将是命运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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