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死于威尼斯》中，激情导致了那一切曾使古斯塔夫·冯·阿辛巴赫显得出类拔萃的品质的崩溃——他的理智、他的自制以及他的讲究。随后，疾病进一步削弱了他的这些品质。在小说末尾，阿辛巴赫徒然剩下一重身份，即成了霍乱的又一个受害者，他的最终的堕落，正表现在他居然屈服于这种为害当时众多威尼斯人的疾病。但当《魔山》中汉斯·卡斯托普被发现染上结核病时，却被认为是一种人格提升。汉斯的病将会使他变得比他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出类拔萃，更加善解人意。在前一部小说中，疾病（霍乱）是对暗恋之爱的惩罚，在后一部小说中，疾病（结核病）则成了爱的表达。霍乱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回过头来看，它使复杂的自我简单化了，把自我降格为对带病环境的屈服。而结核病却使人有个性，使人从容地面对这一环境。

曾使结核病显得如此有趣——或如通常表述的那样，如此浪漫——的东西，同时也使结核病成了一道符咒，一种奇特恐惧的来源。与过去那些波及感染区每一个成员的大流行病（腺鼠疫、斑疹伤寒、霍乱）比起来，结核病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它使患者与其区社隔离开来。无论结核病的发病率在人口中有多高，结核病——如当今之癌症——都似乎总是个人的一种神秘疾病，是一支可以射中任何一个人的致命的箭，它一个接一个地挑选出牺牲品。

正如霍乱病人死后的情景，过去，在结核病人死后，作为一种惯例，常常要焚烧死者的衣服和其他一些物品。“那些野蛮的意大利人差不多快干完他们魔鬼般的勾当了，”在济慈死于西班牙广场附近那个小房间里后两个星期，他的友伴约瑟夫·瑟文于一八二一年三月六日从罗马写信说：“他们烧掉了全部的家具——现在他们正在刮墙皮——换新窗子——新门——甚至换新地板。”然而，结核病之所以令人感到恐怖，不仅在于它像霍乱一样是一种传染病，还在于它似乎是一种随意而为、不可理喻的“污染”。人们宁可相信结核病是遗传的（想想吧，济慈一家、勃朗特一家、爱默生一家、梭罗一家和特罗洛普一家反复出现结核病），也宁可相信结核病显示出结核病患者具有某种与众不同的特别之处。以类似的方式，人们举出证据说，存在着易患癌症的家庭，癌症中可能存在着一种遗传因素，而全然不顾这一信条，即严格说来，癌症是一种能够侵袭任何一个人的疾病。染上霍乱或斑疹伤寒的人不会问：“为什么是我？”然而，“为什么是我？”（其含义是“这不公平”）这个问题，却是众多得知自己患上了癌症的人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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