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最重要的期望和道德感情，是深信战争是畸形的，尽管可能难以阻止；和平才是常态，尽管可能难以获取。这当然不是历史上人们对战争的看法。战争才是常态，和平是例外。

在《伊利亚特》的故事中，精确描写战场上死伤者的身体，是反复出现的高潮。战争被视作男人义无反顾要做的事情，伤亡再惨重也阻吓不了他们。用文字或图像表现战争，需要一种坚定、无畏的超然态度。达·芬奇指导如何描绘战争时，强调艺术家必须有勇气和想象力去全面展示战争的恐怖：

被征服者和失败者要脸色惨白，额头凸起、皱紧，额头上的皮肤要有痛苦的沟纹……上下牙齿分开，就像张口恸哭……让死者局部或完全覆盖着尘土……血要看得见，从尸体蜿蜓滴入尘土。其他挣扎在死亡痛苦中的人，要咬紧牙关，转动眼睛，双拳贴着身体紧握，双腿弯曲。

要担心的反而是绘出的效果不够令人难受：不够具体，不够详尽。怜悯可引起道德判断，如果怜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被我们当成对蒙受不幸者的愧疚之情的话。但怜悯绝非灾难性不幸事件中的恐惧的自然伴生物，而是似乎被恐俱稀释（分散）了，恐惧（害怕、惊骇）则往往淹没怜悯。达·芬奇的意思是，艺术家的目光必须不带怜悯。图像必须够震慑，而在这可怕之中含有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美。

把血迹斑斑的战争风景视作美（以崇高、惊吓或悲剧来表现美），是艺术家笔下的战争画面中常见的。这种理念，应用于摄影，是行不通的：在战争摄影中发现美，未免太冷酷了。但那毁灭的风景依然是一种风景。废墟中也有一种美。在“九·一一”袭击之后几个月，就承认世贸中心废墟的照片也有美，未免太轻浮和亵赎神圣。人们充其最也只敢说，这些照片是“超现实“的，这是一句胡乱凑合的委婉语，背后隐藏着美这一不光彩的概念。但它们确是美的，有很多确实是美的——包括吉勒斯·佩雷斯、苏珊·梅塞拉斯和乔尔·迈耶罗维茨等资深摄影师拍摄的照片。那个变成集体坟墓的地点本身，被冠以“废墟”之名。这地点当然不美。照片往往改造其对象，不管对象是什么。而事物作为图像，只要不是真实生活中的图像，就有可能是美的——或吓人的，或难以忍受的，或还能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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