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许我在数百万英雄之中，挑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仅仅两个。他们是受害者——在数千万受害者中。

第一个： 圣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阿尔鲁尔福·罗梅罗，他于一九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三年前——穿着礼服在大教堂主持弥撒时被杀，原因是他“直言不讳地主张公正的和平，并公开反对各种暴力和压迫势力”。（我援引奥斯卡·罗梅罗奖的介绍，这个奖今天授予伊斯亥·梅纽钦。）

第二个： 雷切尔·柯里，来自华盛顿州奥林匹亚的二十三岁大学生，她于二三年三月十六日——两个星期前——在加沙地带南部城镇拉法（那是毗邻埃及边境的加沙城镇）试图阻止以色列军队几乎无日不有的一次拆屋事件时被杀。她身穿明亮的霓虹橙色茄克衫，茄克衫上有“人盾”所用的、使自己容易被识别可能还使自己更安全的荧光漆条纹。柯里站在一名巴勒斯坦医生的屋前，那座房子是拆毁目标。柯里是拉法八名美国和英国“人盾”志愿者之一，她一直对着向她开来的一辆“D9”装甲推土机的司机用力挥手，并以扩音器向司机叫喊，接着跪在那辆超大型推土机的路径上……而推土机并没有放慢速度。

两位具有象征意义的牺牲者，被暴力和压迫势力所杀——他们向这些势力提出非暴力的、有原则的、危险的反对。

让我们从风险开始。被惩罚的风险。被孤立的风险。被打伤或杀死的风险。被轻蔑的风险。

我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士兵。对我们大家来说，打乱队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都不敢以一种不同的效忠理念招惹被冒犯的大多数人的不满、谴责、暴力。我们都是在公正、和平、和解等标语的保护下，这些标语使我们加入一些志趣相投、尽管可能较小且相对无权势的社群，动员我们参加示威、抗议和公民抗命——但不是上阅兵场和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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