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伊丽莎白·哈德威克

莽原、都城、邦国、尘寰

选择无多因为身不由己

去路非此即彼……所以，我们当伫足家园

只是家在何方？

——伊丽莎白·毕晓普

《旅行的问题》

“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十九世纪……我便什么也不是，”加缪在1958年一封向帕斯捷尔纳克致敬的信中如此说。后者是一群才华横溢的杰出作家中的一员。在过去二十五年间，这群作家的著作，连同他们悲剧命运的历史，在翻译中被保留、恢复、发现，使得俄罗斯的二十世纪成为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具有（或将被证明具有）跟俄罗斯的十九世纪同样的塑造力，并且由于它也是我们所处的世纪而愈见迫切和意义深远。

改变我们灵魂的俄罗斯的十九世纪，是散文作家们的一项成就。俄罗斯的二十世纪主要是诗人们的一项成就——但不只是诗歌中的一项成就。对于他们自己的散文，诗人们表示了最激烈的不屑：过分追求严肃性将不可避免地浸透着诋毁。帕斯捷尔纳克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十年，把他青年时代那些出色、精妙的回忆录式散文（例如《安全通行证》）斥为可怖的现代派和自我意识，同时宣称他当时写的长篇小说《日瓦格医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真实和完整的，他的诗歌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更典型的是，诗人们都信奉诗歌的一个定义，把它当成一家大企业，其固有的优越性（文学的最高目标，语言的最高状态）使得任何散文作品变成相形见绌的小公司——仿佛散文永远是一种沟通，一种服务活动。“教诲是散文的神经，”曼德尔施塔姆在一篇早期散文中说，因此“对散文作家或随笔家有意义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曼德尔施塔姆曾经说，散文作家必须使自己对他们同代的具体读者发言，而诗歌总的来说则存在一群有点儿距离的、未知的读者：“与火星交流信号……是一项值得抒情诗人去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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