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是政治局委员的直系亲属，玛丽亚·格拉西莫夫和她女儿卡特琳总是享受类似要员的待遇。一辆克格勃的汽车把她们从库图佐夫大街一幢有人警卫的一套八居室公寓中接出来，送往主要供国内班机使用的弗努科沃机场。她们在机场的贵宾专用休息室内等候。无论在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人员似乎都比使用这个休息室的人多。今天早晨在场的几个都在各司其职。一位服务员接过她们的帽子和外套，另一位把她们领到一张长沙发旁边，第三位走上前来问她们是否要来点吃的或喝的。她俩只要了咖啡，别的什么也没有要。休息室里的工作人员以羡慕的眼光看着她们的穿着。衣帽寄放处的女服务员抚摸着她们那两件手感极好、滑溜溜的毛皮大衣。她突然产生一种想法：当年她的祖先看待沙皇时期的贵族时，或许也曾有过像她对这两位女士产生的羡慕之情。她俩不与其他人交谈，只是坐在那里边喝咖啡，边望着大平板玻璃窗外停放的飞机；她们俩的警卫人员坐得离她们远远的。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格拉西莫夫其实并不是爱沙尼亚人，只不过五十年前在那里出生而已。她的家人全都是俄罗斯人。爱沙尼亚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国，在沙皇时期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只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过一段短暂的“解放”——这是那些捣乱分子的说法，在那段时间里，爱沙尼亚的民族主义者使俄罗斯人日子很不好过。在她的记忆中，孩提时的塔林并不那么美好，不过和其他孩子一样，她仍结交了一些终生的好朋友。即使在她与一位年轻的党务工作者结婚之后，他们的友谊依然如故。但是使大家——尤其是她的大多数朋友——惊讶的是，她丈夫竟成了苏联政府中那个最惹人憎恨的机关的头子。更有甚者，他是靠压制持不同政见者而平步青云的。尽管如此，她与那些童年时结交的朋友之间却一直保持着那份情谊，这说明了她是个性情中人。由于她的帮助，有五六位朋友才没有被下放到劳改营受苦，或者从管得较严厉的地方被调到管得较松的地方。由于她的影响，她的朋友们的孩子都上了大学。那些在儿童时代曾因为她的俄罗斯名字而讥笑过她的人，就没有这个福气了，不过她还是帮了其中一个人的小忙，就算是慈悲为怀吧。尽管她很久以前就搬到了莫斯科，但由于她的所作所为，她在塔林那小小的郊外社区仍有一些影响力。当然，她丈夫只陪她去过童年时期的家乡一次，这也是她在那边没有给人留下坏印象的原因。她为人并不坏，只不过是像以前的公爵夫人们那样，经常随意利用她所具有的间接特权罢了，不过她倒没有什么恶意。她脸上那端庄的气度也非常像个公爵夫人。二十五年前的她容貌秀美、亭亭玉立，如今风韵仍不减当年，而且更增添了几分雍容华贵的气质。在丈夫的正式社交场合中，她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种游戏中扮演着她自己的角色——当然，跟西方政治家的夫人们相比，她还逊色不少，但她也得注意自己在言谈举止上要恰如其分。在这种场合中的锻炼此刻真帮了她的大忙。现在无论谁在观察她，都绝不会知道她内心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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