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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8月1日，由胡适领衔，蒋梦麟、陶履恭、王徵、张祖慰、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签名。共同发表《争自由的宣言》。

《争自由的宣言》开篇便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

“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我们现在认定，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故把他提出，让我全国同胞起来力争。”

宣言中特别重申，下列四种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限定的法律：“①言论自由；②出版自由；③集会结社自由；④书信秘密自由”。另外还提出，应即实行《人身保护法》，保障人民身体的自由，行政机关和警察机关不经法庭审判，不得擅自拘留或惩罚每一个公民；组织选举监督团，杜绝选举中的舞弊现象。

9月11日，北大开学典礼，胡适作《提高与普及》的演讲。他在讲演中对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最近几年的学术成就很不满意。胡适说：“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互相传递，这叫做普及”，他不希望北大的学生参与这种“普及”。而“提高”则是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希望北大人同心协力去干，因为只有提高才能普及。他希望北大人从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功夫。他指出：“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胡适的这个演讲，是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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